缅北动荡局势下我国边境安全应对刍议

缅北动荡局势下,我国中缅边境地区面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双重威胁。从前期系列缅北冲突导致的问题处理经验看,我国中缅边境地区安全应对体系建设在预防意识的主动性、应急制度的协调性、应急体系的系统性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提升。立足中缅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其应对可从立足跨境民族众多的实情主动应对、立足边境安全事件的复杂性系统应对、立足边疆经济的落后性持续应对等方面予以加强。     

南京大都市圈区位功能及其发展策略

南京不仅是江苏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长江下游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经济中心,并成为长江流域四大区域经济的中心之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南京必须构建城市群式的大都市圈,才能加强其超越省际的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本文着重从都市圈的空间区位和功能作用的角度分析南京的投资环境,进而对南京大都市圈的重点投资产业和空间发展前景作一些探讨。     

南京大都市圈区位功能及其发展策略

南京不仅是江苏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长江下游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经济中心,并成为长江流域四大区域经济的中心之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南京必须构建城市群式的大都市圈,才能加强其超越省际的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本文着重从都市圈的空间区位和功能作用的角度分析南京的投资环境,进而对南京大都市圈的重点投资产业和空间发展前景作一些探讨。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移民问题及最新趋势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迁移具有多种形态 ,最常见的是地区内迁移 ,这些移民包括移民工人、非法移民、游牧民、边境工人、难民和高技能专业人员。由于该地区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的恶化 ,迁移模式也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非正常迁移增加、迁移路线多样化 ,移民中出现贩卖人口的现象。男性的迁移有选择且得到资助 ,女性自主迁移越来越多 ,表明迁移已经成为一种生存策略。地区内的人才流动越来越多 ,尤其是流向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地区 ;劳工移民日益为商业移民所取代。由于北方国家移民法越来越严格 ,移民们开始在本地区寻找去处。人口的迅速增长、经济低靡、战乱、政局不稳、贫困蔓延和失业增加 ,都表明未来几年移民 ,包括难民 ,可能继续增加。如果齐心协力协调国家法律和地区、次地区协议 ,次地区经济联盟有可能促进地区内的劳动力流动     

青岛市加快推进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青岛市是山东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近年来金融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审视和考察国内主要区域金融中心发展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可知。为使青岛市的经济发展迈上更高的台阶,金融支撑必不可少。而其核心在于金融服务种类和水平的提升。利用区位优势,青岛市的金融服务业水平提升之后,能为整个山东省及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因此,加快推进青岛市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实际上有关青岛市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早有规划和实施,根据山东省政府“十一五”规划。要基本形成济南和青岛两个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区域金融中心。目前“十一五”规划期已近结束．回顾青岛市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发展历程。总结成绩、寻找不足．进而为今后推进青岛市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积累经验、寻找突破点。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区位熵(LQ)指标,利用福建省9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福州、厦门、莆田、三明、泉州、漳州、南平、龙岩和宁德等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进行了测算,分析各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的优势正在或已经形成,但其地理分布不均衡,各种不同因素共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其中,市场规模、人力资本、信息化水平和政府政策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正相关,而制造业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负相关。为此,应营造发展环境,落实支持政策,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在对我国29个省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度和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区域差异特征.结果显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程度区域分异明显,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最高,中西部地区的集聚水平较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呈现集聚与扩散并存的现象;信息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对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均有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规模经济、城市化率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较大,资本存量的提升则有助于中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的47个国家作为样本,基于近12年来我国对样本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研究我国2004—2015年间对沿线样本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的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具有显著负影响,表明我国倾向于向市场规模较小的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此外,东道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资源储备、基础设施水平、税负水平是吸引我国企业对其投资的重要因素,而市场发展潜力因素影响并不显著。     

新形势下上海引进外资问题研究

基于新形势下上海引进外资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通过对上海投资环境、定位和区位的具体分析,建立上海吸引高端外资的系统框架,并提出上海在市场开放方面,应扩大外资进入领域,鼓励外资投向"上海制造"、"上海服务"、"上海创造"的高端产业,依次引导外资的产业结构升级;在投资环境方面,应建立统一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完善社会信用制度,以此维护市场的竞争秩序;在市场准入方面,应放宽行业限制,不断调整和优化利用外资结构。     

地理区位、城市功能、市场潜力与大都市圈的空间结构和成长动力

地理区位差异引发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异,并决定了城市功能差异性和互补性,而地理区位差异的有限性决定了城市竞争关系的存在,互补与竞争的空间作用构建了大都市圈内既相对稳定又动态优化的层级结构体系,推动大都市圈成长。区域交通格局优化则进一步促进市场潜力扩大和城市功能转型升级,后者又进一步强化大都市圈的空间集聚、成长动力和空间结构优化,提高整体发展的能力和效率。因此,大都市圈成长动力主要包括区位动力、结构动力和市场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