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开商埠与清末云南对外经贸关系的变迁

清代中叶,云南传统对外经贸关系形成了以沿边边境贸易为主体,以贡赐贸易为补充的格局.19世纪西方殖民者对东南亚和云南的侵略,终结了传统的贡赐贸易,同时强行开埠通商,通过改造传统的边境贸易网络,在云南建立了新的殖民贸易体系.约开商埠前后,云南对外经贸关系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部结构也演变为以通商口岸为依托,以全球性、综合性的世界贸易为主体,以边境贸易、边民互市和走私贸易为补充的近代对外经贸关系.云南在一定程度上更深地卷入了早期经济全球化和殖民贸易体系的漩涡.     

中国城市青年地理通婚圈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北京、保定、黄石和西安四城市的调查

本文利用《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数据,使用多项式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我国城市青年的地理通婚圈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人口迁移流动经历对城市未婚青年意愿通婚圈和初婚青年现实通婚圈的扩大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发现城市独生子女的通婚圈明显比非独生子女小,但地理通婚圈不会因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而扩大。据此提出"二孩生育"政策应该成为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     

中越边民通婚的促动因素研究——以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为例

作为中越边境跨境民族共同体的传统行为,中越边民通婚并未因两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排斥而中断,但却因之而给入境通婚的越南女性及其家庭、子女的权益、以及主权国家的边境管理和边疆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和难题。通过对位于中越边境前沿地带的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边民通婚的调查研究表明:便利的地理是导致边民通婚的自然基础,作为以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建构出的核心共同体、边境地区远离政治国家权力中心的特殊生活场域、以及两国边民在地缘、族缘、血缘的亘久认同依然是促成中越边民跨境通婚的重要动因;中越两国在人口、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差异或互补也是中越边民通婚不可忽视的现实促动因素。     

唐代百姓通婚取向探析

唐代百姓通婚中存在着两种明显倾向,即等级观念和择婿、选妇各有标准。唐代社会中存在的三个主要阶层——贱民阶层、百姓阶层和官员阶层基本都以阶层内婚为主;唐代百姓择婿重才和重未来发展,娶妇则重德、重财。唐代百姓的通婚对唐代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唐代后期的贫女难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山东旧族高门的身份特征,加速了旧士族的消亡;贫女难嫁的观念还对宋代社会产生了直接影响。     

口岸、家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缅边境勐景来傣寨族际通婚研究

在当前打洛口岸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探讨汉族与当地傣族的通婚现象发现,以汉族为主体的女婿群体最初多因拓展生计来到打洛口岸谋生,其间与当地傣族女子恋爱、结婚并定居下来,而勐景来傣寨族际通婚家庭中的夫妻双方在边境地区的日常生活中经历了多方面的文化调适,形成了共有的以打洛为家的家园意识;同时,汉族女婿群体通过经济、文化及社区公共事务等方面的融入,与当地少数民族形成了命运共同体。这客观上起到了守边戍边的积极作用,有利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繁荣发展。     

1935-1947年间四川省的边区治理情况研究

民国时期四川省的边区治理是随着抗战前国民政府逐步控制川政而开展和实施的。因而1935年后四川省边区治理的理念、策略和措置均深受国民政府西南边疆政策的影响。“边民”“夷务”等内涵的界定表明川省政府有意模糊边区各族之间的差异性。但是边政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则总体上并不成功,显得被动和游移,缺乏主动性。这些均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影响下四川省边区治理的时代特征。     

我国少数民族通婚圈变迁及其动力机制研究——以云南省陆村拉祜族为例

"通婚圈"是研究少数民族婚姻模式变迁的重要内容,是衡量民族关系的指标之一。本文以云南省陆村拉祜族通婚圈变迁为例,从发展学视角探讨了我国少数民族通婚圈的变迁及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不同历史阶段通婚圈的变迁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贫困、发展、发展干预和社会变革在拉祜族通婚圈变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1世纪以来我国塔塔尔族人口变动分析

塔塔尔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且是主体民族在国外的跨界民族,普查数据显示其人口数量不增反降.本文充分利用普查数据,并结合实地调研,对塔塔尔族在2000~2010年十年间人口的变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这十年塔塔尔族人口减少主要是青年人口的减少,境外迁移是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     

传统继替与婚姻策略——土家族村落家庭变迁考察

中国乡村的婚姻行为实际上是农民个人及家庭为适应社会变迁做出的理性选择。以家庭与婚姻作为切入点将农民微观的行为方式与宏观的社会变迁过程联系起来,通过分析传统继替的过程,探究村民应对社会变迁作出的婚姻策略。本文"婚姻策略"的概念成为理解当代乡村家庭及其与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