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滇越边民跨国婚姻管理探析

云南省边境地区自古以来就存在跨国婚姻问题,并且这种问题日益严峻。本文通过对滇越边民跨国婚姻管理现状的梳理,探讨其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代际责任、通婚圈与农村“天价彩礼”——对农村彩礼机制的理解

以天价彩礼为代表的婚姻成本已成为农民家庭的一项沉重负担。彩礼的多寡与父代对子代婚姻责任的强弱有关系。在父代强责任的地方,子女婚姻是父母的事情,他们在传统通婚圈内为子女找对象,从而强化了对本地婚的偏好,使婚姻的本地市场和全国市场并存。在性别挤压和本地女孩外流的双重作用下,婚姻的本地市场竞争激烈,男方家庭只有不断抬高自身的比较优势才能吸引女孩,女方则会竞相索要高额彩礼,从而共同推高了当地的婚姻成本。在父代弱责任的地方,结婚是子代自己的事情,他们一般在打工地找外地对象,从而打破了本地通婚圈,婚姻的本地市场被纳入全国市场。全国市场的选择空间相对较大,女方只能在全国平均价格上要价,因而要不起高价,也就较少出现天价彩礼现象。     

21世纪以来我国塔塔尔族人口变动分析

塔塔尔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且是主体民族在国外的跨界民族,普查数据显示其人口数量不增反降.本文充分利用普查数据,并结合实地调研,对塔塔尔族在2000~2010年十年间人口的变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这十年塔塔尔族人口减少主要是青年人口的减少,境外迁移是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     

论族群符号边界对族际通婚的影响

族群符号边界的建构将不同的少数民族区分为＂我族＂和＂他族＂,这种类别的划分无形中在不同的民族之间树立一个屏障。族群社会分类的过程,也就是＂我族＂之间的相似不断得到强化,＂我族＂与＂他族＂之间差异性得到强化的过程,这种强化的结果是＂我族＂与＂他族＂发生严重异化,从而阻碍＂我族＂与＂他族＂之间的人际互动、族际互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族际通婚。     

论城市民族通婚与城市民族关系——以兰州市为例

本文以兰州市为例,通过人口普查数据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城市民族通婚的现状,认为兰州市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民族通婚,且回族散杂居区民族通婚的发生相比回族相对聚居区要容易.总结出城市民族通婚的影响因素即宗教因素、居住格局、群体态度及群体规模、教育水平、工作单位以及城市民族通婚的发生条件即文化交融与结构交融的程度.笔者认定,较低的民族通婚率不能说明城市民族关系不融洽,需要其他变量来互证;由结婚反映出的民族关系多为夫妻、家庭、亲戚等关系掩盖,民族离婚现象则会对局部民族关系带来一定损害.     

北京近年族际通婚状况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4~2012年北京婚姻登记数据的分析,表明北京近十年的族际通婚在新婚群体中占比约10%,其中以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通婚为主,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与民族地区相比,北京的族际通婚的特点表现出显著差异:北京族际通婚的人口平均初婚年龄高于汉族通婚,夫妇平均学历水平也高于族内通婚的情况,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人群中有很大比例的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方面,族际通婚夫妇的离结率(即当年的离婚数量与结婚数量之比)大大低于族内通婚。新婚人群的特征对比映射出北京对于少数民族精英人口的强大吸纳力。     

清代民国时期汉藏连接地带的汉藏通婚及其影响

文章立足于清代民国时期的文献资料,探讨了汉藏连接地带汉藏通婚的历史过程,汉藏通婚得以实现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基础,并对通婚对汉藏社会、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影响进行了探析。指出以男丁为主的汉族移民和男少女多的藏族社会存在结构性互补,是“汉男娶番女”这一通婚模式的人口学基础;勤劳、体健、能对汉族男丁在藏地的事业发展产生助益是藏族妇女成为汉族男丁理想婚姻对象的主要原因,与之相对,身份、财富、劳力、特殊技能等家庭物质生活保障能力是汉族男丁能够入赘或娶得藏族女子的主要原因。汉藏通婚家庭的成员以“翻译”的身份,不仅有效的促进了汉藏民族间的经济交流,而且对汉藏民族间感情的沟通,文化的交融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国农村跨省联姻的特征——以黄梅县Z村为例的分析

农民工间的交往和融合直接导致了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通婚圈也随之不断扩大,跨省联姻日渐流行。发生在农村的跨省联姻现象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社会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农村地区未婚女性远嫁到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或中部农村地区,形成独特的外地媳妇本地郎现象。本文结合非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所得的经验材料和文献资料,旨在描述农村跨省联姻家庭的结构特征和生活特征,以期对外地媳妇本地郎婚姻现象有更加具体和丰富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