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族际通婚研究回顾与述评

本文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方面对国内族际通婚的研究进行回顾与述评,重点梳理了族际通婚的通婚特征、形成因素和通婚所带来的影响,呈现过去五十年间我国族际通婚的研究概况,以及族际通婚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促进作用,同时指出现有研究的成果及局限性,呼吁研究视角应结合除了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之外的其它学科,研究内容应包括更多针对婚姻质量、家庭关系的微观研究。     

边民“国民化”:民国时期边政学的一个核心议题

民国时期的边政学者重新界定了边民概念，将其理解为“边疆少数民族”,并从主权、领土和中华民族角度论证了边民的国民身份。在此基础上，他们批判了历史上边民在边疆社会身份体系中所处的“私民”或“奴隶”地位，强调要保障边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同时主张通过扶持边疆教育来塑造边民的国民意识。这些观点汇聚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边民国民化”议题，反映出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边民观念的转变趋势。其间所形成的丰富成果，在研究视角、历史叙事、议题选择、分析方法等方面对今天的边民研究仍具有启发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族际通婚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云南和宁夏地区的调查

族际通婚态度不仅影响实际的通婚行为,而且能反映出各民族之间的融合程度。族际通婚在推动文化交流、加强社会联系、增强对其他民族的认同感,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族际通婚态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变迁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从而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本文基于云南和宁夏地区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考察当前少数民族群体对族际通婚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族际通婚态度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体、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研究显示,少数民族群体对族际通婚整体上持积极态度,对子女和亲属的通婚态度相比自身更为积极。此外,个体和家庭因素与少数民族群体的族际通婚态度显著相关,其中家庭民族构成的影响较大,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交往和共同生活有利于形成积极的族际通婚态度。通过族际接触和文化交流、教育宣传活动和改善社会经济可以促进族群融合,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汉代西南夷之“徼”与“边民”的华夷身份

在汉代，“西南夷”不仅是一个族群概念，还是一个地域概念。其时存在两种与西南夷有关的“徼”:一是限定“西南夷”所在的巴蜀之徼；二是将“西南夷”分为两部分的西南夷郡徼。在此两徼作用之下，西南夷诸郡在地域上位处巴蜀与西南夷徼外之间，在华夷身份上亦是如此。生活在西南夷诸郡的边民，亦因两徼的存在，及与徼内夷杂处，拥有了与后者既相互区别而又混同为一的漂移于华、夷之间的身份特征。其为当地边民精英在身份的抉择与建构上提供了不同可能。而自武帝置西南夷诸郡以来，有意识地“华夏化”与“蛮夷化”先后在西南夷边民精英中上演。     

跨界互惠与沿边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

沿边地区的有效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跨界互惠基于跨界边民之间的纽带关系，源于边民的内在需求，是一种跨越边界的特殊社会性表达，承载着跨越边界的人文关怀。广西河洲村边民通过互市立足沿边地区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发展条件等，重视“能力人”及其能力培育的自我能力建设实践，可为全国、区域乃至全球沿边地区有效治理及跨界互惠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