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族际通婚变动的影响因素

利用人口普查数据,采用聚类分析和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研究2000～2010年中国各少数民族族际通婚率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少数民族族际通婚率总体有所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居住分散度增大和人口流动率提高。各少数民族间族际通婚率增长差异悬殊,按族际通婚率变化量、影响因素变化量数值高低聚类成3类：对于第一类17个民族,城镇化率的提高及2000年族际通婚率较低对族际通婚率的提高影响显著;对于第二类23个民族,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和城镇化率的增长对族际通婚率的提高影响显著;第三类15个民族族际通婚率增长幅度小或负增长,从社会背景分析,部分民族的族际通婚率已达到很高程度,缺乏提升空间,其他民族需要从宗教、语言等方面寻找影响因素。     

湖南维吾尔族族际通婚与民族关系——基于桃源枫树回维村的调查

族际通婚是衡量民族关系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民族关系的深层次状况,是研究民族关系的重要切入点之一。本文以桃源枫树回维村为例,回顾了湖南维吾尔族不同历史时期族际通婚的状况,分析了族际通婚对当地民族关系的重要影响。     

当代湘西土家族苗族族际通婚与文化互动

通过调查三个湘西土家族、苗族杂居的集镇和村落族际通婚情况,从族群选择、地区选择和人口规模等方面对族际通婚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了政府政策和公众态度对族际通婚的影响.土家族苗族的族际通婚及其文化互动有助于保持和改善湘西和谐的族群关系.     

湘西苗汉族际婚之淤滞暨族群特征和整体性影响因素的拘制

湘西苗汉族际通婚历史上长期处于淤滞状态,主要原因缘于民族群体的各类特征和整体性影响的因素产生的合力的拘制,在族群基本特征、历史关系特征和两族共处特征三方面,都构成了苗汉族际通婚的巨大障碍和负面影响。     

农村高嫁妆及其再生产机制研究——基于福建省晋江市C镇的经验分析

高嫁妆构成闽南农村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考察发现,不同于传统习俗,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村高嫁妆是当前社会结构下农民婚姻实践的产物:农民家庭良好的经济条件和明显的经济分层构成高嫁妆再生产的客观前提;农村妇女的依附性地位为高嫁妆再生产提供内在动力;农村父母主导的本地通婚是高嫁妆再生产的社会载体。晋江农村的高嫁妆实践打破了"彩礼—嫁妆"的婚姻交换框架,具有相对独立于彩礼支付的功能性意涵,它提升了妇女在夫家的地位但没法改变妇女依附夫家的地位,也将贫穷阶层的女儿排斥在本地通婚圈之外。     

论现代化进程中影响族际通婚的因素

中国的改革开放将各个族群纳入到现代化进程中,不仅汉族地区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他族群也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变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族群缔结婚姻的习俗和标准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它不再是单一的风俗习惯标准或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动态的社会现象,受到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地理环境、人口规模、居住格局和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传统客家村落的通婚圈及其成因分析——以闽西武北村落社区为例

通婚圈及其成因是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研究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汉人社会通婚圈的研究很早就有学者涉足,并作过零星的讨论,但一直缺乏深入系统的探讨。关于客家社会的通婚圈亦间有论者涉及,但在深度上和广度上仍然十分有限。因此,本文试图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以闽西武北村落社区为例,就传统客家村落通婚圈的基本情况、影响通婚的诸因素,作一比较深入系统的探索,并力图与前人的研究形成对话。     

赵郡李氏与北齐皇室通婚考论

赵郡李氏是中古时期著名的世家大族,该家族与北齐皇室的通婚多达十例。这些婚姻关系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实质上是一种政治联盟的表现形式。同时这些婚姻的结局又多是不幸的,它充分暴露了北齐皇室内部激烈的权利斗争及其在文化观念上的落后性,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齐政权兴衰存亡的政治文化原因。     

北宋皇室与“将门”通婚现象探析

北宋时期,皇室与"将门"通婚的现象相当突出。一方面帝王、太子大都娶武将女为后妃,另一方面武臣及子弟则多尚公主及宗室女。这一现象最初出现,主要是宋初统治集团对武将上层收买所致,以后则形成打压和拉拢相结合的武将政策中的一个内容。由此也造就了一批长期与皇室联姻而又统军的著名将门。     

唐朝民间民族通婚在《太平广记》中的反映

唐代是一个富有开创性的时代 ,作为社会生活重要方面的婚姻亦不例外。由于正史中有关民间民族间自由通婚的记述乏善可称 ,而唐律的规定又过于法律化 ,与现实生活并不完全对等 ,现存汇辑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的最大一部类书《太平广记》中的丰富文献史料可补正史之不足。唐代民族之间的自然融合带来了大范围的通婚 ,从国家政策看 ,政府并不鼓励这种通婚 ,通过《太平广记》狐篇可知中土人士对胡汉通婚是持反对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