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云南文山苗族通婚圈变迁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在历史时期,云南文山苗族一直有着自己特定的通婚圈,主要表现在通婚对象与通婚地域这两个方面。在通婚对象上,文山苗族一直坚持族群内婚优先的原则。在通婚地域方面,则通常限定在附近村寨。当代,文山苗族通婚圈在原有基础上逐渐扩大。族内婚仍是个体择偶的优选项,但族际婚从开始的不被接受到现在已大量出现。通婚圈的地域限制逐渐被打破,发展出跨省、市乃至于跨国、跨洲的远距离婚姻。族际婚与跨地域远距离婚的大量增加,使得不同民族群体的生理性融合成为可能,并成为其他文化融合的基础,进一步促进了文山苗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并从心理上强化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当代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之一。     

滇越铁路与边民社会现代性

物作为文化的储存器,在人类学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不同学派以物为媒介,对物背后的文化系统、社会结构进行解读.作为西方帝国时代的产物,滇越铁路是“都市西方”和“殖民西方”的综合体,对边民生活带来了立体型的影响.     

《二南》岐阳渊源考

《周南》《召南》作为《诗经》的首两集，是历代经学家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二南》中“南”的解释及其创作的时间和地区历来众说纷纭。现当代很多学者认为《二南》创作于西周晚期和东周早期的洛阳或者是“周召分陕”后的陕西和陕东之地。笔者通过整理历代学者的观点，认为《二南》中“南”应指“南方的曲调”，《二南》诗歌主要应该是文、武、周公时期由岐阳去到江汉流域诸国的周人和来到岐阳周原的南方诸侯国之人创作的。     

论武陵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

族际通婚是反映武陵地区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该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大致经历了先秦时期、秦汉至唐宋时期、元明清至民国时期等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由个别通婚向集群通婚发展、由上层统治者通婚向下层民众通婚发展、由一般通婚向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轨迹。影响该地区族际通婚的主要因素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自然因素五种因素。     

我国族际通婚的原因分析

族群间通婚一直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热点。本文在对主要的通婚族群对象调查的基础之上,分析了族际通婚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进而浅析族群间通婚对于双方民族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方面产生的影响。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跨境婚姻问题研究

［摘要］云南与缅甸、越南、老挝三国接壤，接境地带为多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边民通婚有数千年的历史，从来都没有产生问题。近年来，由于政策问题，多数邻国边民入境通婚者没有我国法律规定的合法手续，因此无法落户，从而产生大量问题，政府难以有效管理，边民跨境通婚家庭的生存发展受到极大限制，从而影响边境地区的和谐稳定与社会发展。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对云南边民通婚的历史演变、目前边民通婚的情况与存在的问题做了较为细致的论述分析，并对解决边民跨境通婚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农区蒙古族村落中的族际通婚及其演变——以烟台营子村为个案

通过对一个农区蒙古族村落——烟台营子村的蒙汉通婚状况的田野考察,归纳整理了村落中蒙汉两个民族从历史到当下的从族内婚姻到族际通婚的演变历程,分析当下该社区的语言转用,族际通婚过程中的“硬找蒙汉兼通的介绍人”等现象,探讨蒙汉通婚家庭中子女的族属选择的问题与原因。总体上从“日常生活经验”的角度对蒙汉婚姻缔结过程中村民们做出的文化选择予以诠释。     

试析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通婚现象

随着择偶方式市场化,新生代农民工择偶的区域大大延伸,通婚圈突破了地缘和血缘的限制,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婚姻壁垒被打破。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通婚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乡融合的发展,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冲突。     

情感与族群边界——以新疆三对维汉夫妇的族际通婚为例

在一个多民族的世界里,人与人特别是两性之间情感的沟通与交融,是使族群边界得以消溶并走向民族和谐、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婚姻不仅是男女结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不同的文化和心理在不同的性别、家族、社会乃至族群间的一种交流与融合,因此,不同族群间互通婚姻对促进民族团结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族际婚姻是婚姻行为模式中一种极为复杂的两性结合,它既体现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与交融,又体现了不同族群之间的沟通与交融。实践证明,人与人特别是两性之间情感的建立和发展,完全可以消溶族群边界、跨越族群鸿沟和沟通族群心理。     

族际通婚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影响——以裕固族为例

裕固族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近年来族际婚姻在裕固族中日渐普遍,使其人口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对语言、家庭习俗等文化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同时对当地民族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