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争”及其现代启示

古今之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现代启示：总体上看，文学艺术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但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社会生活有不平衡的一面；同时，后代的文艺总是受到前代优秀作品的影响，前代作品也是在后代作品的相对参照下来显示其意义的。文艺正是在这种古今相互影响的矛盾运动中不断走向前进的。     

越王勾践迁都绍兴龙山述议

勾践迁都绍兴,是于越民族由部落走向国家集团的重要活动之一。这次伟大的迁移运动促进了于越民族的中 原化,并加快了向中原融合的步伐。这次迁移活动对绍兴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是与有——从译名之争看中国思想的哲学化与现代化

本文主要梳理了对西方哲学最高概念"存在"一词的不同汉译以及由此导致的争论.批评了对"存在"概念的单纯系词理解.分析了这个概念基本的不可翻译性,并通过简单讨论海德格尔的运思用意,提示了不可被系词化的汉语(此文以"有"为例)及其问题才是后形而上学之思的真正归宿.     

"文白不争"引发的历史悲情--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看现代性的两副面孔

由<新青年>招惹的"文白之争"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话题.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也一直是作为中国历史文化转型与进步的标志予以认可和首肯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由那一缕由"白话文"招惹的现代性思绪带来的偏至,倍感话题的沉重.在我们共享现代性的同时,有必要对其招致的致命"自负"以及其他予以充分的提防.毕竟,现代性的两副面孔潜存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俄罗斯文学流派之争探讨

文学界的流派之争,往往能超越以往时代各派囿于一己立场和争夺权力话语的局限,表现出对俄罗斯民族前途命运的普遍关注。各派争论中所表现出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更具20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人文特质。虽然强调对文学传统的回归,更有对传统的整合和超越。争论之中,消解历史寄予的一切乌托邦理想、消解一切权力话语、消解一切历史伦理价值体系框定的审美标准。每一种参与争论的声音都包含着部分的“真理”,每一种“真理”又都是不确定的和非终局的,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后现代意识。     

逆防卫的许禁之争及其适用条件分析

原不当侵害人对不当防卫能否进行逆防卫,理论上存在赞成与反对两种观点。当面临生命或重大健康安全时人会本能地反击,这是人性的表面,国外立法和我国正当防卫制度都没有否定原不法侵害人的逆防卫权。着眼于加害与被害的关系,否定逆防卫人的逆防卫权有脱离现实之嫌。但逆防卫毕竟是一种特殊的防卫,如果按正当防卫的一般条件要求逆防卫人,不利于原防卫人权利的保护,因而还必须为其设置一些特殊的限制条件。从逆防卫的特殊性出发,除满足正当防卫的一般条件外,逆防卫的成立还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不当防卫必须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二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当防卫非常紧迫;三是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不允许进行逆防卫;四是逆防卫人必须履行躲避义务。     

观德之射--“争”与“不争”之间

作为“六艺”之一的“射”艺在儒家哲学中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通过对乡射礼的具体描述,表明了“射中正鹄”要身与心同时修养及内正方能外直的思想。射箭竞技必然会带来输赢的判定,从而引起纷争,儒家将射箭过程充分地礼仪化,在“不争”中去化解“争”,从而提倡“君子之争”。     

论美学的中国化历程——以朱光潜的两次美学论争为线索

自西方美学理论体系和知识谱系输入中国以来,美学就开启了其中国化历程。吕澂从“美的要求”出发,倡导建构一种“全体的美学”,为美学中国化定了基调。然而,“五四”反传统的时代文化心理和东西方在形而上学上的分歧,阻碍了其与中国传统哲学及审美经验的融通与结合,美学中国化一度陷入了困境。直到朱光潜“情思融会”说的提出和朱鲁之间“静穆美”之争的发生,美学在经历了从美学观念的接受到辩证思维的引进、再到与本土形而上学的接轨三个阶段后,才初步完成其中国化历程,并走上了理论阐释与创作的艺术展示交叉整合的发展道路。     

从吕留良的《大学》诠释看清初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是清初的全国性学术议题。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大学》切入此议题便成为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津梁。清初朱子学大师吕留良沿袭这一公认的学术途辙,围绕辐辏于《大学》的核心议题如《大学》的版本和主旨、“三纲领”内涵及关系以及“八条目”中的“格物”等展开细致入微的辨析,显豁出“尊朱辟王”的学术取向。而这一取向赖其卓绝而醇正的朱子学学者的地位,相应地涵具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在后阳明学时代拔擢朱子学地位,加速朱子学在清初的复兴;二是助推“尊朱辟王”学术思潮的高涨,成为上承张履祥下启陆陇其的关键环节。从吕留良这一具体而鲜活的个案可见“尊朱辟王”是清初解决“朱、王之争”的主流方案,为朱子学在清初复兴并再度上升至官方哲学有先导之功,映照出《大学》诠释与学术思潮、学风递变之间的互相作用的关系。     

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德关系研究

在近代中外关系中,中德关系是重要而又特殊的双边关系。文化交流视角下的中德关系研究,呈现出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对德国思想文化的憧憬、模仿与内化:洋务期间中德的军事交流,不仅有助于德国在华良好形象的构建,而且为教育近代化奠定了基础;自清末新政起,中国教育近代化深入到制度层面,其学制演变中德国的教育理念贯彻始终;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以科玄之争为代表的文化论战,对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论战所体现的不仅是对西学的继承,更是中西文化交融下的创新性发展。然而中德之间不平等的文化交流,使得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在西化与本土化之间游移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