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对中日韩生活制度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日本和韩国共同面临保障国民基本生活的任务。然而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三个国家生活保护制度呈现不同的发展路径。日本受外来民主的影响,在战后立即建立了生活保护制度;韩国在威权体制下建立了生活保护制度,但并没有得到实质的贯彻,直到文民政府建立后,在市民的推动下,才建立了国民基础生活保障制度;在中国,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计划经济时代建立了以少数边缘性群体为保障对象的临时生活保护制度,改革开放后,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压力下建立了以城镇居民为保障对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随后保障对象扩展至全体居民。受政治体制的影响,三个国家公民享受生活保障的权利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异。     

我国传统政治体制的成因、利弊及根本出路

由于历史传统、战争需要、体制惯性、社会呼应、人为强化诸多因素的作用 ,我国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虽然这种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发挥过重大的作用 ,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 ,这种体制的积极作用逐步减弱 ,消极作用逐步增强 ,并使其固有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地凸现出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适度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 ,既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也是完善政治制度、建设法治国家、遏制权力腐败的必然要求。     

政治体制与美国对外交往中的政治妖魔化行为

在美国与敌对国家的交往中,政治妖魔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从冷战时期的“邪恶帝国”,到后来的“对抗国家”、“罪犯国家”,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喧嚣一时的“无赖国家”以及“邪恶轴心”,无不反映了这一事实。美国外交行为方式中如此突出的妖魔化现象,是和美国以制约平衡为特点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的,是政府基于强大的政治动员压力做出的反应。     

高兴不起来的好事

税费改革是好事。凡是按照中央的精神搞税费改革的地方,群众的负担都大大地减轻了,减幅都在35％以上;群众的负担减轻了,干部收款轻松了。按理,群众应该高兴,干部也应该高兴。但是,农村的干部、群众都高兴不起来。怎么回事?看过《税费改革后农民的负担为何仍未减少》已经很清楚了。     

今天，我们如何评价中国

究竟如何把握和描述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25年前从台湾泅水至大陆的高级智囊林毅夫说，当下的中国，正处于200年来最好的时代。持相反观点的少数人认为，这是一个腐败肆虐的最坏的时代。被人称作“社会良心”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援引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那句话说：这是一个好的时代，又是一个坏的时代。     

法治与人才——中国共产党十六大精神学习札记之三（节录）

本文系作者近日撰写的关于法治问题一篇长文的节录。全文五部分:(一)、(二)、(三)部分关于古代法治与人治的起源,从阶级社会直到资本主义时代由人治到法治和我国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人治与法治的曲折历程,均从略。下边刊出的是法治有关人才问题(四)、(五)两部分。     

试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研读《邓小平文选》有感

本文以邓小平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分析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奋斗目标，即建立防止出现全局性、长时期决策失误的民主政体和建立适应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的行政体制；具体探讨了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如何准确地把握改革的紧迫性与渐进性、理想性与现实性，如何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而又不脱离中国的现实国情，如何科学地把握民主的内容与形式、民主的阶级实质与实现程度之间的关系等若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