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延巳《阳春集》真伪论考——兼论《阳春集》与《寿域词》之关系

<阳春集>就其写作数量、艺术水准、艺术风格三个方面来说,都是超越南唐时代的,它应该是柳永之后、晏欧之前时代的产物.正中体形成历程全然没有任何蛛丝马迹,<阳春集>中出现的地名风物与冯延巳身世及所处时代的文化氛围也不相符,如冯词中出现的"芭蕉"等物象即与其身世不符,咏梅词<鹊踏枝>则改窜自宋人杜安世之<蝶恋花>.由陈世修编订的<阳春集>很可能是一部伪作,其词作来源应与杜安世的<寿域词>有关.     

关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理论

近代史进程基本线索的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收获。这一探讨历经曲折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论证了中国近代史主线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正确观点;50年代对近代史分期进行了热烈的争鸣,认识更加深入,尤其是以范文澜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同时应以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考察近代社会进程的看法,具有前瞻性意义;进入新时期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指引下,学者们从新颖的视角进行思考和分析,更有许多新的创获,胡绳、李时岳、陈旭麓、刘大年的主张尤有代表性,集广大近代史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最终得出"两个基本问题"的科学认识。总结这一探索历程有深刻的意义,证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二者相结合,坚持从掌握充分的史料来科学地分析问题,这同死搬教条的做法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理论问题最终圆满解决,是近代史领域坚持解放思想,坚持以唯物史观原理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逻辑依归。     

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制度改革

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制度改革,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是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新篇章。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仿效西方国家司法原则与制度,采行法治主义、人道主义、民生主义,积极改革封建传统司法制度,创建了近代新司法原则和制度。     

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回顾社会主义发展历程,认为原苏联通过自我丑化、自我否定的改革导致了有着70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顷刻解体,中国通过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改革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因此,认真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于澄清理论是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极为有益。     

西方儿童史研究四十年

从1960年法国学者菲利普&#183;阿里耶斯发表《儿童的世纪：家庭生活的社会史》(下文简称《儿童的世纪》)一书算起,西方的儿童史研究走过了整整四十年的历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历史学家、心理史研究者们对历史上的儿童的命运之关怀从未间断过,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儿童史研究者的热情最为高涨,儿童史几乎可以说是西方社会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新兴资产阶级士绅的代表人物梁善济

山西崞县 (今归定襄 )著名士绅梁善济 ,作为清季立宪派元老、民初中国政党政治之核心人物、“研究系”首脑之一 ,总的说来是在中国新旧历史转折关头随世 (时 )而进的 ,表现出中国现代历史上初始之资产阶段、地方士绅的进步性 ,但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困守于传统激进主义观念 ,漠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的历史意义 ,对其人物的研究多有空白。笔者试从民初梁善济在京政治活动窥领“五四”前后中国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以及思想革命中产生的作用 ,从而给以应有的客观评价     

论近代中国条约口岸城市发展特征——与非条约口岸城市之比较

近代中国城市发展有两种类型 :一类是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 ,一类是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其中 ,条约口岸作为中国最先向近代转型的一类城市 ,是在列强的胁迫下 ,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的。其发展不仅有双重性、领先性特征 ,而且还存在着各口岸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发展水平与规模的巨大差异性 ,甚至影响着与之相关联的区域内非条约口岸城市的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30年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探析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在高等教育目标实现和发展、大学生自身全面健康成长和就业创业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更是有目共睹。新形势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研究、探索和思考。     

从“力拓事件”看对澳能源投资

不久之前中国铝业与澳大利亚力拓公司合作失败的事件,成为中澳双边经济合作历程中的一次“大震”,对中国海外资源投资构成重大打击。来自陆克文政府的声明力图向公众表明此次事件归属纯粹的商业世界,政府无力也无意干涉,希望中国的民众不要将其和中澳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挂上钩,而反对党的言论则非常直白地发出“澳大利亚自然资源的皇冠未落入‘红色中国’手里”这样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论调,后者的表态无疑又把公众对此事件的思考引入到政治层面上。     

生育与主观幸福感——基于生命周期和生命历程的视角

文章利用CGSS 2003 ～ 2013年数据通过APC模型来探讨以孩子数量和性别为特征的生育行为与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更多的孩子会对处于中青年时期的父母产生负面影响,却会显著提升父母在老年时期的幸福感,并且这种效应在母亲中表现更为明显.出生在1940年代的父母享受了孩子数量对其幸福感的最高正向回报,而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和人口转变的深入,孩子数量对父母幸福感的正向影响迅速消失.此外,对农村父母来说,生育儿子会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产生略微正向但不显著的幸福效应;但是对城市父母来说,生育儿子会显著降低其在中老年后的幸福感.养育女孩并没有明显的年龄和队列趋势,但都会为其个人的幸福感带来边际显著的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