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实绩

出版业是以生产精神产品为主,以积累和传播文化为目的的特殊行业。中国古代图书出版与收藏,主要局限于上层社会与文人士绅的圈子,与普通大众无缘。中国出版业在近代完成了它的转型。在近代中国“救国救民”的时代主题下,出版具有了传播西学、救亡图存、开启民智的特殊功能和社会价值。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全面推进,带来了出版业的发展和繁荣,使出版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近代出版业对提高国民素质及文化生活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近代女子财产继承权的确立

中国女子近代继承法意义上财产继承权的确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文本上取得财产继承权 ,到判例、解释例使之从受限走向平等 ,再到民法继承编的最终法律确认。女子财产继承权的成功转型从另一个侧面对近代继承法 ,乃至是民法实施的不太理想作了诠释 ,告诉我们从法观念到法制度的变迁 ,不是一种简单的置换 ,而是要受制于作为整体的法文化发展变迁的规律。     

舒芜的唐诗与近代文论研究述论

舒芜是当代学有多能的杂家,其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他对唐诗和近代文论用功甚多。他认为陈子昂所拥有的迎向伟大、通往永恒的诗心,已经为“盛唐气象”昭示了内质的端倪。他对杜甫的《秋兴八首》、韩愈诗歌的“狠重奇险”与“不美之美”的特色、李商隐诗歌对平等爱情的追求等的高度评价,都显出舒芜别样的理论眼光。舒芜对近代若干重要的文论家、文论著作、文学流派也作了颇为深入的考察,他在与人合编《中国近代文论选》的前言中贯穿着变与不变的基本思路,将近代文论的历史传承性和因时而变的特征对应来谈,宗旨是为新文化运动的到来铺垫好扎实的思想基础。舒芜的唐诗与近代文论研究往往蹊径独辟、颇多感悟,应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2011-2012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

2011-2012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成果,既有研究空间的拓展、研究内容的扩增,也有诠释理论与分析方法的探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学科的一些最新进展和趋向.一方面,近年出现的一些热门论题仍在延续,如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控制、救济保障、教育改革、媒体传播、大众文化、记忆建构、城市史等领域都出现了较多论著,且研究内容日渐精深.同时,2011-2012年度还有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向:其一,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日益明显.这虽有助于丰富对历史的认识,但却在一定程度增强了历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倾向.其二,研究领域不均衡.如灾荒救济、教育近代化研究仍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但宗教信仰及女性史领域的研究缺少有分量的著作.其三,社会史研究时段的后移也是一个新趋向.抗战时期的社会史研究较为活跃,有的还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开始大幅推进.     

西方史学中的民族史传统

民族史的古典渊源是罗马史学 ,其产生是希腊历史思想和历史方法与罗马强烈的民族传统相遇的结果。在罗马形成了两种民族史的写作范式 ,其一是以政治事件为叙述主线的“李维范式” ,其二是涵盖广泛 ,以博学专题研究为特色的“瓦罗范式”。到文艺复兴时期 ,兴起了近代民族史 ,依然存在两种写作范式 ,即李维 -布鲁尼政治叙述史范式和瓦罗 -比昂多博学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的民族史之间不仅有竞争 ,而且开始有融合。1 6世纪法国从法学研究到历史研究的独特民族史发展道路 ,是两种范式走向融合的重要一步 ,而西方近代史学就开始于民族史写作这两种范式的融合。     

论近代报章政论体之始——“王韬体”

王韬是近代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是一位以觉世为己任的启蒙主义思想家 ,寓居香港凡二十年余年 ,创办影响久远的《循环日报》 ,成为近代“第一报人”。他以思想家与报人合一的角色 ,原创了近代报章体政论。这种报章体或可名之为“王韬体”。王韬体政论关注时务 ,洞察世界 ,深刻批判封建政制 ,倡言变法洋务 ,体现了某种“民间”的独立性与深刻性。其体式语言反“时文”规范 ,求自然通脱 ,便于表达作者的情志。王韬体实为梁启超新文体之先导     

中国近代诗歌转型论纲

本文认为,从古典诗坛最黑暗的鸦片战争前夕,到胡适“白话诗八首”发表于《新青年》的 1917年 2月,是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文章对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历史动因,具体表现,总体特征,历史意义等问题作了详尽的阐释。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农民对外来文化的态度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一种外来文化能否被社会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对它的态度。在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农民对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是实用主义。     

中国近代早期南方宗族变迁

南方宗族组织在近代早期的大变局下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由于打上了近代化的烙印,不同于以往改朝换代或战乱过程中的宗族反应。宗族组织在近代早期虽受到打击,但其势力仍然强大,一些宗族的某些新变化正表明了其惊人的适应力。     

宗教与西藏经济发展关系透视

研究宗教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搞清宗教在西藏民族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才能制定出正确的宗教政策和正确的民族经济发展政策,引导宗教向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向发展,使宗教在促进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发挥正面的能动作用。在丰厚的宗教资源面前,要对其因势利导,这是西藏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