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田三原则”到“近卫三原则”——抗战爆发前后日本对华政策的“表”与“里”

1935年初,蒋介石以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为契机,推动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并首先由王宠惠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对日关系的三原则。早已确定对华政策的日本,专注于发动华北事变而对此冷淡,待中国政府由驻日大使明确提出三原则之后,才于10月4日阁议决定了广田三原则,并要求中方首先予以接受。此后中日双方在1935、1936年的下半年,围绕三原则和调整国交问题,进行了多次外交谈判,但均以无果而终。1937年7月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初期继续坚持广田三原则作为处理中国事变的外交政策,在攻占广州、武汉,且汪精卫集团投降之后,1938年12月22日近卫首相根据第二次御前会议决定而发表的第三次声明,明确提出了取代广田三原则的近卫三原则。此后,通过1939年12月30日的日汪密约、1940年11月30日的日华条约,日本将近卫三原则作为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进行了细化并最终固定下来。对于广田三原则与近卫三原则,我们在看到其表、里不一的暂时矛盾现象的同时,更要认清其表、里的如一。     

近卫文的侵略思想及其活动述略

近卫文是近卫笃之子 ,毕业于京都大学。他不仅承袭了其父的爵位 ,而且也继承和发展了父亲的侵略思想。他主张打破现状 ,重新分割世界 ;诬蔑中国是“一个名词 ,不能看做一个国家” ;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说成是“自取其辱”。为了实现日本吞并中国的“大陆政策” ,在所谓“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下 ,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1 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 ,近卫畏罪服毒自杀。     

近卫文麿与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比较

近卫文麿出身公家,其一生先后三次出任日本首相,是来自社会上层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北一辉出身小商人家庭,是日本民间法西斯运动的鼻祖。两者在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产生的影响非常大,且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通过对两者的生涯与思想的比较分析,无疑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全面地认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本质。     

"兴亚院"与战时日本的"东亚新秩序"

1938年12月,日本侵华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之后,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标,近卫内阁决定设立“兴亚院”,作为决定和实施对中国占领区政策的总机关。本文主要运用日方的档案资料,考察了“兴亚院”的设置与正式成立过程,分析了该院的组织结构与性质,并简述了“兴亚院”成立初期在处理“中国事变”上取得的“业绩”,特别是成功诱降汪精卫集团。因此,可以说“兴亚院”是地道的“灭亚院”,它的存在,验证了战时日本“东亚新秩序”的本质,并为我们今天认识日本侵华历史提供了又一个“物证”。     

元代西藏的传记文学的精品——《笃布巴本生传》

元代西藏统一到中央王朝的行政管理之下,社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藏传佛教的传记文学作品陆续出现。觉囊派的《笃布巴本生传》是可以确定的传主和作者都是生活在元代的成书于元代的作品。书中吸收了印度的佛本生故事的文学形式,又加进了许多重要的西藏的文学故事,着重强调觉囊派祖师笃布巴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的内容,这比格鲁派尊奉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为观世音菩萨化身要早将近一百年。该书是元代西藏的传记文学的精品之一。     

书法艺术与中国生命哲学的渊源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儒、释、道三家相结合的文化混合体,其中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容佛、道,互为补充。儒家以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入世;道家则以一种逃离现实的消极态度避世。儒家把书法艺术当作敦教化的工具,道家则主张艺术要崇尚自然,法天贵真,追求一种清淡冲和、质朴天真的美学标格。佛教对书法艺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禅悟＂＂顿悟＂等心性修养方面。     

近卫文麿与第一次新党运动述略

"二·二六"事变后日本国内政局混乱,近卫文唐为抑制军部、控制政局,实现内政、外交的一元化和政战两略之统一,主张必须创建"自己的政党".第一次近卫内阁成立后,近卫在发动侵华战争、强化国内法西斯统制的同时,联合各党派团体开展了新党运动.本文对近卫与第一次新党运动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以期窥一斑而知全豹.     

洛尼山探究

彝族<洪水泛滥>、<洪水与笃米>和<西南彝志>等典籍中阿普笃慕(即彝族共祖)避洪水的洛尼山,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典籍中均提到此山.那么洛尼山究竟在哪里?有的说是云南东川洛衣山,有的说在会泽的乐业山,有的说在乌蒙山,有的说在巧家,有的说在禄劝的洛尼山,有的说在易门县境内,还有的说在四川.张纯德先生在<洛尼山新考>一文中认为笃慕避洪水的洛尼山应是禄劝县云龙乡境的洛尼白山(汉语又称幸邱山,火期山).笔者经过十余年的考察和研究,认为洛尼山即乐业山,在会泽县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