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中央王朝因素——以元明清三代为例

佛教自公元7世纪传入西藏就开始了本土化历程,从吐蕃时期王室主导推动到分裂割据时期自主以教派形式走向民间,佛教在西藏最初阶段的曲折发展过程中也探索出了实现中国化的主要方向、基本路径、转化标准和推动方式。元代以来,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管辖,这一历史新阶段的开启也宣告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出现了中央王朝这个最强有力的推动者和引导者。元明清三代,中央王朝均制定实施了相应的藏传佛教管理制度,在三代中央王朝的引导和推动下,这一时期藏传佛教不但积极、主动地尊奉中央王朝、亲近内地文化,而且在教派传承、教义教理、管理制度、文化交流、学经教育、寺庙经济等方面都有了不断适应本土特性的创新和发展。与此同时,在历代中央王朝的庇荫下,藏传佛教加快对外传播,不再局限于涉藏地区、藏语、藏文和藏族,从而成为根植中华大地、多民族共享的文化,实现了藏传佛教更进一步的本土化。     

“以儒诠经”文本中伊斯兰教中国化义理辑录与解读

"以儒诠经"是明清时期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辑录与解读"以儒诠经"文本中伊斯兰教中国化义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明清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界眼中的伊斯兰教中国化。"以儒诠经"文本对伊斯兰教中国化应包含的内容、如何践行伊斯兰教中国化提出了若干真知灼见,许多见解与当今倡导的伊斯兰教中国化若干内容相吻合。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品质的探究

学术界不断探讨和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品质的阐述更加全面,主要表现在,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以实事求是的方法,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二,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一起认识世界发展的新规律和新特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结合世界发展规律来改进自身的过程。第三,"求真务实"。求真务实是一种认识问题的科学精神和态度。     

《中国文化》关于“第二个结合”的多维阐释与实践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文化》为研究阵地,展开了“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价值维度上,“第二个结合”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争取革命胜利和新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并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出系统性总结。在目标导向上,“第二个结合”充分发挥了思想文化战线的动员和团结的作用,并为“中国向何处去”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在话语建构上,“第二个结合”明确了革命的盟长资格必须由共产主义承担,并科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合法性问题。在路径探索上,“民族形式”讨论孕育了继往开来、兼具民族性和国际性的新文化发展之路。《中国文化》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阐释与探索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启示。     

《江泽民文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江泽民文选》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继承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提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的思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全面论述“创新思维”,把创新问题系统地提到全党面前,开辟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的新空间。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逻辑理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两个行”的重要论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人民基于历史事实客观地做出的肯定性价值评价。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内在机理表现为：具有不断创新发展的理论可能性,立足实现现代化的阐释框架,具有实践性的思想品格,坚持实现“两个结合”。在新的历史征程上,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自信自立的精神状态、守正创新的思想观念、问题导向的战略方向、系统观念的思想方法、胸怀天下的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理论自觉：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内在要求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研究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问题上坚持历史使命的时代自觉、范式价值的学术自觉、整体构建的原则自觉与问题导向的实践自觉的高度统一和有机融合,对于实现研究使命、形成研究规范、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大价值。     

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与儒道的相互借鉴与影响

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具有长时段历史意义并改变中国固有文化结构的文化传播活动。从重复性博弈来看,佛教以合作盈余、优势互补、最小最大相对让步等策略与儒道等文化形态进行长期博弈,逐步实现了中国化;从演化博弈来看,外来佛教与本土儒道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模仿,并不断淘汰其不适应中国化的传播策略;从脱嵌论来看,外来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和社会现实相结合是以文化脱嵌—文化再嵌—切入文化弹性嵌体的方式实现的;从增长本质来看,佛教中国化是一个能够持续为中国人的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和精神生活提供有效信息的漫长进程。     

“民族形式”的实践路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前后,左翼知识分子围绕"民族形式"问题展开了论争,核心是如何认识传统旧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问题。这场论争首先在重庆的知识分子中进行,随后延安的知识分子也加入其中,他们以《中国文化》杂志为阵地,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展开了对于传统旧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重新认识,明确了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才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在这种思想认识下,延安的知识分子转向了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重新发掘,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青年毛泽东注重社会调查的原因分析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确立了对中国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思想,这对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激发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坚定了他立志改造中国的信念;务实求真的文化传统强化了他重视社会调查的历史基础;良师的思想和品格铸造了他学以致用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品质;与众不同的个人特质是他重视社会调查的主观因素。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传统文化、良师引导、个人特质等方面是使毛泽东关心社会、注重社会调查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