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文化转向

学术界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纷争源远流长,而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的《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一文则把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争论推到了风口浪尖。关于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认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经济学方法论关于经济学科学性的论争中,争论双方关于证伪主义可否适用于经济学检验的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却一致地趋向于情境分析的研究路径,标识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文化转向;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实验经济学的关注则进一步印证了经济文化研究的存在依据,情境语义学的探讨更给经济学这一文化转向提供了借鉴的方法,从而使经济学方法论的文化研究经历了从可能到可行,进而步入到可操作的探讨阶段。     

全球化时代的唯人主义哲学

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新的哲学形态,这种新的哲学形态是唯人主义的。它把人看作是属人的意义和价值的世界之本原和终极关怀的对象,以人道主义为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和普世伦理的底线,高扬“人的解放”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文章认为,从尊重生命、热爱自然的“人的一般本性”到追求真善美的形上境界乃是人性的内在要求,故唯人主义与形上境界具有内在统一性。文章还着重剖析了真善美三大价值之间所存在的深刻矛盾,论说了“男性化的哲学家”与“女性化的哲学家”对于“可信”与“可爱”的不同态度,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价值真理多元并存的必然性,为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提供了哲学依据。     

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的历史形成:一种知识社会学审理

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是在非斯大林化运动中产生的,其认为自己的合法性和真理性来自列宁确立的研究原则。其实,与其说是列宁创造出了这些原则,不如说是斯大林按照自己的政治实用主义方式创造出了“列宁主义”。因此,苏联学术界在非斯大林化运动过程中逐步建构出来的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其本质不过是一种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     

秩序与繁荣：政治学原初问题的制度主义解释

政治实践的基本目标是获得某种政治秩序。实现免于战争、暴力、饥荒、匪盗等,就获得了基本的政治秩序。在此基础上,政治共同体追求一种繁荣的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实现需要在价值、认知、组织、技术四个层次上构建出合理和有效的制度,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道统、政道、制度体系、制度性技术。比较政治学和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等研究应当进一步摒弃西方冷战政治学塑造的“民主—专制”的政体比较的范式,将政治学研究的本体提到更高的抽象层次,即政治秩序的层次。     

情感：判断抑或显像——对纳斯鲍姆认知主义情感论的再审视

就伦理思想而言,纳斯鲍姆既是亚里士多德非科学的实践慎思观的拥护者,也是斯多亚主义治疗学的伦理学的倡导者。依据亚里士多德实践慎思观,显像是成全知觉判断的关键因素。然而,对灵魂治疗的关切使得斯多亚主义伦理学更青睐情感的判断论。为提供关于情感的统一说明,纳斯鲍姆有意淡化“判断”与“显像”的差异：由于一切情感判断都蕴含显像,因而本质上说,情感就是一种判断。从亚里士多德显像论以及当代心理治疗实践看,接受这种统一说明或将面临过分简化的危险,因为情感的判断论和显像论各自道出情感的复杂面向。纳斯鲍姆为情感提供统一说明的努力可能归于失败,构成情感的必要因素不是判断而是显像。     

论俄罗斯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乃是当今俄罗斯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出现于俄罗斯的社会政治舞台,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表现在思想领域,就是大俄罗斯主义;表现在社会政治领域,主要是车臣危机等民族冲突。了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起源和发展,有助于深化对当前俄罗斯内政外交的认识和理解。     

以共同利益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了丰富的价值追求,超越了狭隘的国家理性。在全球化发展和世界紧密的相互依存状态下,各国间和全球层面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逐渐成为使人类结成紧密共同体的内生动力。所谓共同利益,主要体现为国家的共同收益、国家间的利益相互交融、机遇与成果的共享以及风险与挑战的共担等。从横向上来看,共同利益涉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多个领域;从纵向上来看,共同利益包含国家、区域和全球等多个层次,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间相互交织并彼此贯通,构成了纵横交错的共同利益体系。在当前国际关系实践中,共同利益是存在的、可见的,而且是不断增长的,但同时也是不均衡、不充分的。基于共同利益发展的现实状况,未来应着重从四个方面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即促进不同领域间的均衡与协调发展,通过新型国际关系来构建不同层次的和谐环境,以一带一路的创新实践来切实增进共同利益,通过提升中国的能力建设来推进共同体理念的实现。     

普遍性叙事的“东方”悖论:反思与超越

西方世界对于东方国家长期存在偏见,这种偏见在启蒙时代被系统化,形成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传统。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承袭了这种偏见,萨米尔·阿明用“纳贡社会”的概念,取代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从而发展出对于人类社会类型的全新论述。伴随着西方社会理论的“国家”和“帝国”转向,“纳贡社会”被转化为“纳贡帝国”,它成为对于人类前现代统治模式的一般概念。伴随着这一转型,西方中心论史学被扬弃,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叙述,被更为融合性的“帝国”论述取代,并成为全球史学的核心概念。     

附和、颠覆与超越——东方主义视角下谭恩美作品的创作嬗变

本文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为基础,选取谭恩美的三部作品《喜福会》《拯救溺水鱼》和《奇异山谷》作为研究对象,指出其面向东方主义的复杂嬗变过程,即附和——颠覆——超越。为了获得西方主流文学界的认同,作品《喜福会》体现出谭恩美对东方主义的附和;随着文学地位的逐步确立和写作视野的进一步拓展,谭恩美之后创作的《拯救溺水鱼》体现出对东方主义话语有力的悖反和颠覆;而《奇异山谷》中追求的东西方多元文化融合则实现了对东方主义的超越。     

软家长主义下积极安乐死的刑事治理轻缓化路径

积极安乐死虽然在国外立法和我国舆论中不乏支持声音,但是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仍然持保守态度。我国刑法对待积极安乐死行为仍然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持有罪的态度是基于法律家长主义管控下限制人们自我决定权的结果。但是法律家长主义随着时代变迁与理论深化,正在走向软家长主义。对待积极安乐死问题虽仍然不能无罪化处理,但基于我国社会现实和法律特点,可以在司法评价中通过量刑轻缓、缓期执行等方式表达法律对积极安乐死的否定性评价与值得宽宥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