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

在新世纪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挑战中 ,伴随全球化、全球问题而日益尖锐的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问题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本文在梳理、界定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基本内涵的基础上 ,分别考察了全球主义、国家主义的历史演变与现状 ,分析了全球主义凸显的历史必然性和国家主义主导的现实合理性 ,最后提出了把握两者关系的探索性意见 ,即坚持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 ,认为这是人类可能做出的最适宜的理性选择与历史定位     

19世纪前英国女性写作述评

19世纪以前的几个世纪里,英国女性已介入写作,初步而曲折地展现女性对世界的体验和需求,力图表现女性作为特殊创造者所具有的特质。尽管她们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文学话语权,没能摆脱男性菲勒斯主义,解构男性逻各斯,但她们的写作体验及成就对于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的勃发具有巨大的昭示与累积作用。     

刑法适用解释的合法性诉求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在于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保障公民自由和人权,也就是国家司法机关行使刑罚权与公民自由之间给定了一个明确的界限。刑事法律的适用客观上存在一个解释问题,即解释的合法性问题。在合法性问题上,又存在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马克斯.韦伯和哈贝马斯就是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分别论述了刑法适用解释的合法性诉求,并指出刑法适用解释的实际功能。     

"新公共管理"主义理论及其发展趋势

主要介绍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兴起的"新公共管理"主义理论,或者称为"新公共管理"范式.重点阐述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理论基础、实践应用,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并对该理论做出了批判性的思考.     

论《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及其法律意义

“国籍”是伴随着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所形成的世界体系的建立而出现的,是基于国家主权、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用于区分不同国民或者公民的一种法律概念。历史上促使我国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订立的直接因素,源于清政府希望为海外华侨提供延伸保护,这一历史背景,致使法学界对它的研究大多从侨务政策的单一角度出发,围绕着国籍法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然而,从法制史的历史视角看,第一部国籍法的制定标志着大清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开端,应具有更为深远的法制意义。若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讲,国民身份建构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一环。现代国家与古典国家的重大不同之处在于,现代国家有统一的中央政府,确定的国家领土范围以及清晰的国民身份。在传统中国的认知之中,对外只知“天下”而未知有“国家”,对内自称为“子民”而不知为“国民”。国籍立法关涉现代国民身份之法律资格,从这种意义上讲,《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新政改革后期,出于被动适应现代国家政治运作逻辑和主动解决统治危机之需,晚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中进行国民身份立法的尝试。然而,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应是构建稳定的国...     

从杂税加征视角论清代财政非正式制度的表现

杂税是清代财政结构中的传统项目,多以定额征收。清代前期杂税虽遍征于全国,但相较于其他传统赋税项目如田赋、盐税及常关税来说,杂税征收数额过低。在这一阶段,杂税虽在财政吃紧状况下有过临时性加征的情况,但总体来说杂税在财政体系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然而,自咸丰军兴伊始,随着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也日益加深。为应付异常严峻的财政状况,清代传统赋税项目被不同程度地加征,杂税也在其中。然而因清代赋税深受“原额主义”限制,故田赋虽是清代的大宗赋税,其加征空间却受限,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财政需求。在“原额主义”制约下,杂税也难以实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的大幅度加征。为缓解巨大的财政压力,清政府选择将赋税摊派至地方,各省只得征收经制外赋税以平衡财政需求。因此清代后期于杂税之外另征杂捐。随着赋税压力的增大,杂捐的数量也呈现井喷式增长。杂捐虽是清代传统经制外的赋税项目,但这一杂税的衍生物却对杂税总额的提升大有裨益。由此,杂税在清代财政体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成为清代后期重要的税收项目。文章力图通过梳理清代常规赋税因受“原额主义”限制而无法大幅加征时,清政府为应对财政危机借助加征经制外赋税的办法来提...     

美国宗教多元主义:历史与现实

宗教多元化是美国宗教的一个显著特征,它在美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如下过程:新教主导的多元化,犹太-基督教传统主导的多元化,非犹太-基督教传统宗教增长的"新"宗教多元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人对宗教多元化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也不一样;今天,美国宗教多元化实际上仍以基督教为主导;"同化"曾成功地解决了历史早期的宗教多元化问题,但在"新"宗教多元化的情势下失效了;真正的宗教多元主义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东亚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东亚合作

当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主要还是以现实主义的权力和利益为基础的竞争性地区主义,这也是东亚地区主义制度化发展的重要障碍.以平等协商、互利合作为价值观的东亚新地区主义为东亚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东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也要求东亚各国打破传统现实主义权力制衡的牢笼,共同构建符合各方利益的"东亚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