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预算管理浅析

预算管理是实现高校资源优化配置和资源效用最大化的有效手段。高校可通过管理和技术方面的支持为预算管理创造可行条件,采用合理、系统的预算实施方案,针对高校收入、支出、项目建设及资金进行全方位管理,实现资源配置优化与战略目标的达成。预算管理的实施为高校绩效管理创造了考核基础。     

法院拒不执行判决行为危害性及对策研究

“法院拒不执行生效判决”问题,尽管我国的立法尚未涉及,但却是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的问题,致使当事人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本文分析法院拒不执行判决行为的危害性及其产生原因,并探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     

非税收入改革的政治逻辑——基于J省A区的个案研究

我国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采取了准市场治理机制。一方面,职能部门必须依靠自身征收的非税收入,而非财政的无条件拨款,这体现了市场机制的逻辑;另一方面,财政部门对非税收入的征收和管理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规范,这体现了等级机制的逻辑。这种准市场机制导致了非税收入管理中的种种乱象。A区的案例表明：非税收入管理中准市场机制的形成,与A区的政府人员规模膨胀密切相关;现有制度环境下,A区无法废除非税收入管理中的准市场机制;A区采取的选择性保护策略,可以保护辖区内的大企业,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职能部门的“攫取之手”。     

环境素养对消费者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苏、皖两省的839份实地调研数据,结合环境素养理论和行动阶段理论,将行为意向分为目标意向和执行意向两个阶段,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环境素养对消费者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环境素养的四个维度,即环境价值观、环境责任感、环境问题感知和环境行为技能,均通过绿色消费意向对绿色消费行为产生间接影响,符合行动阶段理论的影响机理。其中,环境价值观通过绿色消费执行意向对绿色消费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责任感、环境行为技能通过绿色消费目标意向和绿色消费执行意向两个中介变量对绿色消费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并且绿色消费目标意向显著影响绿色消费执行意向;环境问题感知对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则遵循“环境问题感知 绿色消费目标意向 绿色消费执行意向 绿色消费行为”的路径,且对绿色消费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此,为进一步促进绿色消费行为,文章从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街头官僚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及矫正

街头官僚理论是近些年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一个前沿领域。处于公共政策执行末梢环节的广大街头官僚生存于公共政策执行资源稀缺和公共服务弹性需求的夹缝之中,出现绩效目标异化,表现出典型的行动逻辑——激励不足、规则依赖、投机行为和一线弃权,在公共利益权威分配的过程中产生执行偏差。矫正街头官僚政策执行偏差的主体路径包括3个方面：（1）政策执行机构（街头官僚机构）的内部改革;（2）政策执行直接主体（街头官僚）的自我优化;（3）政策执行间接主体（目标团体）的问责监督。     

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基于甘肃省1990～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就农村劳动力还处于人力资本初始积累的特定阶段而言,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然而随着选择性转移的持续推进,随着现代农业技术对人力资本敏感程度的不断提高,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农业生产的制约作用将进一步凸显。这一假说可以为基于甘肃1990～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所支持。     

政策执行波动与基层治理问题

在中国,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会出现消极执行的问题,同时也常常出现运动式执行的情况。二者的交替出现使得公共政策表现出波动式执行的特征。对此,本文通过对一个政策执行案例动态过程的深入分析,揭示出这种政策执行的问题与基层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有关。政策适用性低与执行压力变化是导致消极执行与运动式执行的根源。而且,这种波动式的政策执行往往在基层社会积累和引发矛盾,造成治理问题。     

“罗彩霞事件”关联的公共权力运行及其启示

“罗彩霞事件”由于众多媒体以及网络的深度关注,正在朝真相逐步明朗的方向发展。目前．该案已在天津正式立案,罗彩霞在起诉书中列明了7名被告,除了王佳俊及其父母外,还有湖南省邵东县第一中学、邵东县教育局、贵州师范大学和贵阳市教育局。对这件事情本身而言,法律最终会给出公正的答案。但是,在寄望法律公正的背后,更应对执行制度的权力运行进行深度思考。     

进餐时要关注幼儿心理健康——读美国开端计划幼儿营养执行标准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幼儿心理问题的发生逐年上升,幼儿园老师、家长以及全社会开始关注幼儿的心理健康。那么,如何维护和增进幼儿心理健康呢?我们应该从幼儿生活的方方面面做起,点点滴滴地关爱幼儿,促进幼儿心理的健康发展。美国开端计划制定的幼儿营养执行标准和指     

关于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反思

我国采用非诉行政执行作为实现行政强制执行的主要方式,实践中必然带来司法中立形象受损、不利于相对人利益的保护、责任主体不明、不利于行政权的司法监督、行政效率受损等一系列的问题.在这众多实践问题的背后,则是理论上的严重冲突.根据行政执行的性质,在立法层面,非诉行政执行改革应当使行政执行从行政诉讼法中分离出来,通过类似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专门行政执行法予以规范,成立专门的行政执行机构,严格地遵循法律程序履行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