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道家文化

从《边城》到《长河》,沈从文完成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转变,这可以从其审美“功利主义”文学观中得到解释。而老庄诗学的悖论,直接导致了沈从文小说写作中的叙事方式与理性归趋方面的矛盾。沈从文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资源正是老庄道家文化,而道家相对主义的评价立场却削弱了沈从文小说应具的国民性批判力度。沈从文构建的湘西边城世界,充溢了和谐自由的人性赞歌,体现了道家式的自然逍遥精神。     

安命·逍遥·游戏:社会困境中的庄子处世模式

庄子在洞察社会现实之后,指出人生中充满人与自我、人与外物的矛盾,而所有社会困境均是人力所无法扭转之必然。为此,庄子只好以"命"来解决人与社会的矛盾,主张人要安命无为。庄子认为,人虽在社会中生活,但要追求精神上的逍遥自由,他提出"缘督以为经"的具体处世原则,主张过一种超脱世外、又混迹世中的游世生活。     

郭象对庄子逍遥义的改造

庄子尊"天"为至高权威,以达致"天"之"无待"境界为"逍遥",在他看来,"逍遥"始终处于"天"的权威体系中,唯"天"乃为"逍遥",舍此无可言"逍遥"。而郭象却从万物"自生"而"独化"的认知观念出发,主张万物各尽其性分即可达致"逍遥",从而否定了其中统一权威体系的存在,最终实现了对庄子"逍遥"思想的改造。是否存在应当服从的统一权威,是两种"逍遥"观念的根本分异点。     

论庄子自由思想之超越品格(下)

自由是贯穿庄子哲学的一条主线,庄子对自由探讨的立足点是人生的种种困境,其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庄子所处的社会现实决定了他所追求的自由的飘摇无根和不可能实现,最终只能归结为一种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故庄子的自由是超越的.庄子认为,自由有有待自由和无待自由也即相对自由和绝对自由之分,他所追求的是后者.在人生困境及解决上庄子指出:(1)人的成心的存在造成了人与人、人与物的对立,这可由以"道"观物之法予以消除,其具体途径是"吾丧我"和"莫若以明";(2)命,气和与"道"为一是超越生死困境的三种途径,即把人的生死看作是命和时,把人的存在看成是气之聚散变化,最终通过与"道"为一超越生死;(3)人的绝对自由只能归于道德境界,唯有乘道德以浮游才能解决材和不材皆不可避祸的难题;(4)代表人类文明的智慧和仁义有种种弊端,不可能挽救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唯一出路在于回归自然.庄子在现实中保持了自己的自由人格.     

王夫之“逍遥义”探析

“逍遥”是庄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历来哲人对之亦有着不同的诠解。生活于明末清初之际的大儒王夫之,通过对《庄子》的注解重释了“逍遥”,并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逍遥义”。一方面,时代的乱世际遇促使船山激活并深化了庄学“慎”的品质,并将之引入对逍遥的理解之中,从而提出了“慎即逍遥”的观点;另一方面,在儒者的价值立场之下,船山试图将“求仁之心”、“寓庸”的现实关切灌注到《庄子》的字里行间,使庄子哲学可以“因以通君子之道”,最终提出了“寓庸以逍遥”的论题。王夫之深奥而精微的“逍遥义”,既是明清之际的哲人对庄子的回响和呼应,又是对逍遥义自身的拓展和更新。     

简论庄子哲学话题

作为老子学说的推进者,庄子的哲学思考也围绕着道这个核心范畴展开,涵盖宇宙、人生、社会三个论域。庄子哲学的第一个话题是宇宙,强调道与万物同在。第二个话题是人生,主张做人以道为归依,批评以我观物的世俗之见。第三个话题则是社会,把老子以道救世的政治哲学思路,改变为以道应世的人生哲学诉求。     

逍遥之境：从庄子到亨利·大卫·梭罗

美国超验主义思想者、作家亨利·大卫·梭罗或隐或显地受到庄子的影响。从互文性研究视角入手探讨《庄子·内篇》与《瓦尔登湖》的文本关系：在人天（自然）关系上,两者皆持有物我交融的自然观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生境界上,两者均提倡返璞归真,追求无执无宥、顺化而逍遥的心造之境。两个文本在更广大的文本网系中呈现互文共生关系。     

庄子哲学的快乐论

庄子是最早在哲学境界上论述快乐问题的哲学家。庄子认为,乐就是内心淳朴而回归真实情感,只有无为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庄子的快乐论建立在玄道本体论之上,并将快乐分为天乐和人乐。天乐的主体是大道,人领悟大道才能得到人乐,和谐则是天乐和人乐的共同特征。人从大道得到快乐从而实现天乐与人乐的统一。现实人生因"囿于物"而得不到快乐,只有在精神逍遥中才能达到快乐的哲学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