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转换专业

作为大学教师,每年接触众多新生,笔者发现“不喜欢所学专业”“选错专业”的现象在学生中较为普遍,这也导致不少同学瞄准校内转专业、毕业升学换专业的机会,希望借此学习新专业。这么做无可厚非,不过根据以往带教学生的经验,笔者想提醒有如此想法的同学:在转换专业这件事上,还需理性、谨慎。     

在风险社会中看科学与理性

现代科学意味着理性,证明了理性,也是理性的造物。现代科学与理性是密不可分的,因而在需要科学的每一处都呼唤着理性和反对非理性。工业社会及其现代科学中的理性是由认识论哲学所确立起来的,可以表述为纯粹理性,并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演化为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等。其实,它们都可以归入形式理性的范畴。20世纪后期,人们发现对这种形式理性的追求带来了诸多消极后果,因而提出了把握实质理性的构想,而且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中也发现了“价值理性”的内涵。但是,对于实质理性的建构并未取得积极进展。随着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应急响应式的即时行动对理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求用经验理性置换纯粹理性、科学理性等。经验理性是实践理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行动中的理性。     

从“诗意的生存”到“生存的诗意”——古代神话自然观的历史演变

古代的神话在其产生之初,其角色与今天全然不同,它不仅只是文学和艺术的作品,而是作为一种对生存世界的理解和解释方式。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理性自然观逐步建立,神话观点受到根本的动摇,淡出人类主流的认识方式。然而神话思维并未因此退出人类认识范畴。神从直接的因果联系中退隐而出,却仍作为更上层原因隐现着;神从可视的自然中退隐而出,却仍居留在思想的更深层,泛化为无处不在的神性,栖身于哲学和宗教之中。而神话的社会角色也从诗意的生存转化为生存的诗意,作为人们想象力、创造力和鉴赏力的结晶,回归到其文学和艺术的本位。     

论《堂吉诃德》的爱情书写

《堂吉诃德》既要扫除骑士小说那一套,作为骑士小说重要特点的宫廷爱情自然也在扫除之列.塞万提斯以堂吉诃德对杜尔西内娅的爱慕来讽刺性地模拟宫廷爱情,消解其形式化特征;以插入故事的爱情书写,表达了16世纪更理性的新爱情观;而这两者又统一于对爱情的颂扬这一人文主义思想,达到了对宫廷爱情的扬弃.     

理性与信仰的批判性思考

理性与信仰的极端时常引导我们走入一个危险的境地,在如今原欲与理性泛滥的时代,信仰式微,物质世界兴盛,精神世界衰微.溯源历史,重新审视理性与信仰给我们所带来的幸与不幸,有助于个体在生活的困境中寻找新出路.     

企业档案管理模式分析

企业档案是企业管理活动中的重要一环,加强企业档案管理是建设现代企业,实现企业管理科学化、规范化、信息化、科技化的基础性工作。分析企业档案管理模式,旨在本着理性、求实、与时俱进的态度,力争在当前形势下更富有质量和效率地管好用好企业档案。     

足球进校园的理性思考与实践操作的研究

中国足球在国际赛事上屡次失败,原因却并非资金、精力投入不到位,而是足球事业未能从根本上发展起来。我国在职业联赛上、国家队伍建设上是不遗余力的,但是收效甚微。而国外部分发达国家,早已开始关注青少年足球,并将足球引入校园。足球作为合作型运动项目,十分适合青少年锻炼身体,培养交际能力,提高身体素质;也只有在青少年阶段打好基础,才能让我国的足球事业厚积薄发,蒸蒸日上。本文阐述了对足球进校园的理性思考,在此基础上就足球进校园的实践操作进行了探讨,以期对足球进校园有所启发。     

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碎片化”阅读现象解读及理性应对

时代的不断发展与科技的不断进步造就了碎片化阅读模式,其中以大学生群体最为显著。碎片化阅读已经成为社会趋势,其优点广为人知,然而弊端却也不容忽视。本文将深入分析大学生碎片化阅读现象,碎片化阅读的利与弊以及如何理性应对碎片化阅读。     

中小学师生交往问题研究——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师生交往就是师与生以语言为媒介进行全面的沟通,并从各自的生活世界出发,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及主观世界发生关联,从而达成理解的一致性。当前中小学师生关系存在师生交往机会不平等,师生交往过程内容单一、形式僵硬等现象。本文针对此问题从两方面提出了解决对策:摆脱体制控制,回归交往的互为主体性;摆脱沟通僵化的模式,回归理解的一致性。     

动员效力与经济理性:农户参与新农保的行为逻辑研究——基于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的调查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农户普遍了解新农保,参保积极,但缴费水平偏低;宣传动员有助于提升农户信息了解程度,从而提升农户参保广度,但对参保深度无显著影响。当信息充分时,农户参保行为是完全经济理性行为,情理动员无显著影响;当信息不充分时,农户参保行为是有限理性行为,情理动员可以提升参保广度,但参保深度不足。社会动员效力与特定社会背景下社会成员的价值理念相关。在当前经济理性主导下,社会动员必须符合农户的经济利益。作为后发展国家,社会成员对新制度的理解与接受能力有限,社会动员具有推动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