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思想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传统与西化”的论争中提出的“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全盘吸收西洋现代文明”的主张,使他一直被认为是“全盘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但他毕生所坚持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揭示的却是一个“古今之变”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只有人文情感和理性精神的全面再生,取代古代那种禁锢情感与理性的宗教信仰,我们才能从古代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然而,近十年来有关“反思现代性”的讨论中,却出现了各种否定理性、主张重建中国社会的宗教信仰,以及把“古今之变”转换成中西方文化对立、批判西方文化霸权的观点。该文试图从胡适思想的角度,来对这些问题做初步探讨。     

共生中的演进——政治价值诉求中的选举与协商

选举的首要价值是民主,它为现代国家提供了民主的基石。而选举民主在与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契合中,又越来越留下政治发展的巨大空间,协商价值的突显恰恰得益于这一空间,但协商无法走出选举,两者的耦合成为当代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取向。     

发达地区纯农户经营行为的特征

本文着重分析了耕地资源短缺的发达地区,不同经营规模纯农户的生产资料购买 行为、粮食销售行为、技术采用行为、种植决策行为、土地投入行为和土地流转行为,得出的基本结 论为：在半自给半商品性农户占主体的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发达地区的小规模纯农户倾向于自 给性农户行为,中规模纯农户多表现为半自给半商品性农户行为,而大规模纯农户多具有商品性 农户行为特征。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纯农户市场化理性行为增强、非理性成份减弱。据此,提出了 鼓励毗邻土地互换转让,加速土地连片集中,同时扩大土地外部经营规模,以增强纯农户市场化理 性行为的政策思路。     

危机事件与中国社会共同体理性

SARS等危机事件最终挑战的是中国社会共同体理性。强公共理性、强家庭理性、弱社会理性是我国现有共同体理性的总体格局 ;其转换方向是强政府理性、强社会理性、强家庭理性、强个人理性“四强并举、动态平衡” ;培育社会理性则是完善我国共同体理性的重点 ,其首要内容是在合理区分公共信息与社会信息、公共知识与社会知识基础上 ,完善相对独立的社会信息网络     

“科玄论战”与20世纪中国哲学走向

“科玄论战”作为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事件,昭示着２０世纪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科学派与玄学派的对峙,在时代性、民族性和人类学本体论等不同维度上,表现为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理性与价值之间的冲突。科学理性所内蕴的走向科学主义的基因,中国文化在特定历史际遇的选择,决定了科学派的生成。科玄两派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史背景。科学主义的解读,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化和现代新儒家的科学化趋势,显示出理性与价值相整合的取向。它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２１世纪中国哲学所面临的历史使命。理性与价值能否整合及如何整合,将成为新世纪哲学无法回避的课题。     

政府产业管制的理性和非理性

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存在着被经济学家潜在察觉到、但没有专门予以研究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从有限理性约束来理解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可以从理性和非理性融合的角度展开分析。这种分析视角认为:经验和理论在强化政府理性行为的同时会导致政府管制行为的非理性,它反映政府选择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政府产业管制会引致的多种交易费用,这是一个未被经济理论分析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以抽象的数学模型刻画出的由产业管制行为所引起的交易费用,是对政府理性和非理性行为之效应的一种现实分析。     

韦伯经济伦理与中国传统道德的理性化重构

韦伯的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理性精神 ,其实质是一种理性的功利主义。正是新教的理性经济伦理塑造了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 ,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传统道德存在诸多方面的理性缺失 ,更缺少系统的理性经济伦理思想 ,因而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理性化和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应大力弘扬理性精神 ,建立理性的经济伦理原则     

理性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双重解读

人类的理性可以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形态。在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解读中,由于工具理性的越位,导致理解上的偏颇。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进行科学界定,是人类理性面临的重要任务。工具理性对客观制度性责任的把握和价值理性对主观伦理性责任的把握,由于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犯而割裂。客观制度性责任的主观化和主观伦理性责任的客观化,开拓了理性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双重解读的根本途径。     

论价值世界构建活动中的人文精神

在构建价值世界的过程中,作为"类活动"的实践使人以自为的生存方式成为主体。自由是自愿与自觉的统一,实践在本质上体现着对于自由的追求。人文精神是以"地道的中文词"体现出来的"世界精神",是人类实践在意识中的历史积淀。人文精神通过民族性和时代性的体现,使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人文精神通过意志的中介体现为作为载体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使主体在构建价值世界的活动中发挥能动性。因此既不能抬高价值理性而贬低工具理性;也不能把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等同或与科学精神并列。人类通过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实践把握,体现了人文精神对构建价值世界活动的"实践阐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都有可能陷入异化,但价值理性的异化更为根本。用人文精神的"原则"对实践中由自发性而引发的盲目性的批判,转化为对价值理性异化和工具理性异化的批判,是人民创造历史能动性的体现。     

现代性与理性的嬗变

理性有着十分丰富的人性内涵和文化内涵。由于人与社会现实之间建构方式的不同,它也在不同的层面上展现出来。这说明,理性是历史的理性,有历史的维度。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理性嬗变的历史。由于现代性与理性的内在逻辑关联,现代性的状况也不可避免地通过理性的嬗变表征出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叛离、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殊途同归是现代性的必然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