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代人口统计的经纬与现存黄册底籍

在中国明代史的研究中，人口史研究似乎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不要说在通史著作中，就是在断代史著作中，也很少提及。甚至在专史著作中，如明代经济史著作中，对人口问题亦语焉不详。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一种所谓的“不丁不籍”的传统说法有关。这种传统说法始于何时，一时难以考究。     

十五年心血铸成薛姓五千年通史——薛薛振江与他的《黄帝世家氏家族志》

85岁高龄的薛振江是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经委的离休干部。离休后的薛老有一年回祖藉山西河津县探亲，偶然间看到一本家谱，让他萌生了对家族史进行考研的念头。他的想法报请自治区民政厅获得批准。从此，他就把所有精力投入到这一繁杂的事务中。     

司马迁的家族意识、生命体验及对史学传统的超越

司马家族自古以来便承担着著史的任务,司马迁也一心要著述一部伟大的史书.但在早期,他主要是要继承司马谈的遗愿完成一部记载西汉王朝帝王将相、忠臣义士的功德业绩的西汉史.李陵之祸却引发了他对人生、社会与历史的新的思考,他在强烈的生命体验中完成了对家族意识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史学传统的超越,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进而创造出伟大的通史--<史记>.     

哲学与史学:张荫麟《通史原理》的史学底蕴探析

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享誉学界数十年,然其背后的通史方法论尚少全面而深切的探讨。《通史原理》是张氏晚年集编、著、译于一的重要著述,其中提出的通史选材的六种标准、综合史材的五种"秩序"以及与唯物史观的微妙联系等重要主张,体现出以哲学思维部勒通史写法的特点。惟张氏始终谨守史家的经验主义立场,于哲学取其逻辑分析的方法而忽略恢弘抽象的历史哲学,反映其倾向于追求一种客观、科学、严密的通史之学。     

20世纪史家对“通史家风”的继承和发展

20世纪史家继承了“通史家风”这一史学传统,并予以发扬光大。第一,将“通古今之变”的通史精神发展为探索历史规律;第二,将“范围千古、牢笼百家”的通史撰述规模扩展为全方位地反映历史进程;第三,以激励民族爱国情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取代了以史资治的经世致用思想。这反映了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之关联。     

论王圻《稗史汇编》之编纂及其“史稗一体”观

《续文献通考》和《稗史汇编》是王圻纂著中最为重要的两部巨制,成书时间相距仅五年。从成书过程讲,两书存在共生关系;自撰述体例言,两书多有相通之处。但《稗史汇编》还是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学术个性。在该书编纂过程中,王圻借用典制通史和综合性类书之体例,尝试构建稗编通史之体制,以与正史系统同备大观,实践其史、稗一体的思想。《稗史汇编》有意张扬小说资料的审美特性,明确肯定通俗小说的文学价值,客观上有助于促进时人小说观念的转变,提高小说的文化地位。     

《支那通史》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由日本东洋史学者那珂通世用汉文编写的《支那通史》（四卷五册本）被誉为＂世界第一部近代性质的中国通史＂,一度在清末史学界、教育界影响很大。文章试图通过全面梳理这部通史性著作的作者、内容特色及其在清末的流传与影响的具体情况,使今人进一步理解素被忽视的近代中日两国史学交流的实态。     

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

史书编纂体例是对历史如何进行组织安排的一种形式,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晚清是中国史书编纂体例发生重要转变的时代,史书编纂上最关键的变化是引入了章节体.以往学者在讨论章节体史书时,或以为该体例是传统纪事本末体的逻辑发展,或认为是以日本东洋历史教科书为蓝本的.在晚清史书编纂体例变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由卷章段体到章节体转变的过程.其中有诸多转变的环节.本文认为最早的卷、章、段合成的史书体例出现于19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史书体例中,其中第一环节为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编译的<万国通鉴>,该书卷章段体倒是影响后来章节体史书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是最为接近于后来章节体的史书之一,为后来国人接受日本学者以章节体所编纂的中国通史作了重要的铺垫.第二环节为上海东文学社出版的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两书引入了较为成熟的章节体史书体例和较早采用了历史分期法,首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崭新形式,即不仅可以章节体的形式,而且以历史时期划分来还原中国历史的本相.中国史家柳诒徵和夏曾佑等在重新思考与改造传统史书编纂形式的过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了日本章节体中国通史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