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木铎与雅典之马虻

文章以孔子和苏格拉底70岁时的人生境遇为出发点,探讨他们的生活志趣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认为孔子热爱生活,经验直觉的思维方式体现的是意志;苏格拉底热爱智慧,逻辑理性的思维方式代表的是科学。在相互隔绝时,以两种思维方式各自生活的人们,凭借辛勤劳动分别创造了各自独立的伟大文明。变化起源于碰撞,在物质力量的强大压力下,逻辑理性战胜了经验直觉;而在转变思维方式时,我们是否学会用苏格拉底的方式省察所遇到一切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基于提升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的校地合作培养模式研究

会计职业判断直接影响到会计信息质量的优劣,会计职业判断能力是财会人员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本文从财会人员职业判断的内涵入手,阐述了财会人员专业素质高低的根本在于其职业判断能力的强弱,介绍了校地合作模式必须掌握的三大原则,提出了校地合作模式是提升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的有效途径,并对此模式的目标、机制、途径及效果测评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符号学视阈中的马克思意识形态

符号学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是不同的理论领域。无论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符号学分析方法运用的揭示,还是通过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文本的分析揭示其符号学特征,都是在符号学视阈下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再审视。在这一审视中,我们看到,符号学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排斥又相互佐证的张力,这种张力推动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试论传媒多元化的政策逻辑

传媒多元化具体落实了媒体服务于民主的使命,已成为西方传媒政策一个无可争议的准则和目标。由于民主概念的多义性以及对传媒、市场等主体角色的不同理解,西方传媒政策在"何谓多元"以及"如何多元"等问题上意见殊异。无论将传媒多元化视为意见的自由市场,还是公共领域,抑或主张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或者主张积极干预的传媒政策,目前西方传媒多元化政策的设计都主要是基于一种结构/内容区分的逻辑。现行这种以市场为中心、强调结构决定内容的实用主义至上的政策逻辑值得我们省思。     

从无知之幕到分配正义——罗尔斯正义论的“哲学—历史”逻辑演进

罗尔斯正义论体系分为理想理论和非理想理论。"次序"或"优先性"是衔接两部分的关键,它赋予正义论体系最鲜明的逻辑特征。原初状态的理性人,内蕴着一种历史的观念,是逻辑和历史的起点。制度正义连接正义原则和分配正义,是体现逻辑和历史交汇的核心地带。随着正义原则由社会基本结构进入现实分配领域,不完善的一般性继续进化为合理的一般性——一种历史的理性。至此,从原初状态开始的哲学和历史结合的逻辑基本实现了它本身的发展形式,即从逻辑一般到现实历史。     

对“公司＋农户”组织模式的反思

本文对当前我国“公司＋农户”组织模式困境作了较为深入的剖析。一是对公司和农户签订的契约环境进行分析,找出“公司＋农户”组织困境产生的根源。二是对履约过程中的障碍进行分析,找出“公司＋农户”组织运行的困境。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公司＋农户”组织模式改进的建议：通过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构建有效的治理结构,摆脱集体行动逻辑的困境;扩大农户生产规模,提高自我履约能力;双方建立起真正的利益共享机制;政府体制进行改进和互补性制度的安排。     

中国古代“类”观念与知识的关系及两种基本形态

中国古代“类”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与知识密切相关,或者说,它是在知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体地,“类”观念与知识的关系沿两条线索发展和展开,并形成两种基本的形态.其一是分类,其二是比类.这样两条线索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分类线索在春秋时期已经渐趋成熟,至战国时期已经形成逻辑学的成果;比类线索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充分发展起来的,到了战国末年和秦汉之际遂形成泛滥之势.     

从数字影像到符号经济——论数字技术对传统电影美学的冲击

数字影像技术的面世与发展,对传统影视美学造成了巨大冲击。它动摇了从前以摄影机为客观中介的电影成像机制,使电影的"真实性"与"真实感"分离;它刺激了电影的"奇观化"追求,触发了当代影像艺术创制奇幻图像的巨大冲动。目前对数字技术的运用出现了正负面双向效应,必须警惕文化权力、符号经济对数字技术的滥用。     

18世纪爱尔兰地理改造与在地化新教民族主义

在民族主义情感中,地理和领土的意象是很重要的因素。18世纪,随着英国征服爱尔兰以及天主教势力的边缘化,英—爱新教殖民者对爱尔兰地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在这一过程中,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英—爱新教徒逐渐由"殖民"而转向"在地"的民族主义。     

清末放垦蒙地的实质及其对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20世纪初,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财政拮据的严重危机,这一背景决定了清末放垦蒙地的实质就是聚敛蒙财,以充帑银。放垦蒙地虽然使蒙古地区的农耕业有了空前的扩展,丰富了蒙古地区的经济生活,但从总体上来说,导致了严重的农牧冲突,激化了民族和阶级矛盾,造成了影响深远的生态环境破坏。因此,清末放垦蒙地对蒙古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主要是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