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伦特的帝国主义理论

阿伦特在论述极权主义起源的过程中,剖析了她的帝国主义理论。她把帝国主义看作一种扩张现象,这既非霍布森式的经济政治分析模式,也异于列宁的唯物主义方法。帝国主义提供了后来聚合为极权主义的元素,它为扩张而扩张的实质设定了一种全球征服模式,民族国家的衰落破坏了用来保护的制度架构,种族主义为扩张找到了理由,资本与暴民的联盟提供了征服的动力。她以其富有争议的方式挑战着当代世界的自明之理,为重新思考当今人类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维度。     

试论现代化与国家建设的逻辑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而国家建设是现代国家的形成及其过程。现代化和国家建设是走向现代国家的两个重要条件。对于特定国家而言,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不仅需要国家建设,而且需要实现现代化。早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现代化与国家建设的启动时间不同,现代化与国家建设呈现的关系也不同。     

逻辑与历史维度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90年来党和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概括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真理性,即理论的逻辑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逻辑必然性和历史实践相统一的现实性结果。     

“中国逻辑”合法性之辩护:从胡适到沈有鼎

从胡适到沈有鼎,《墨经》逻辑学的研究大致分为两部分:与西方形式逻辑概念相对应的《墨经》逻辑学,不一致的、体现个性的墨家自己的逻辑学。两位学者在研究中纠结于逻辑的论域与《墨经》文本的关系,他们代表着一百多年中国逻辑史学科建设中的共同困惑。由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逻辑学是历史的,它有一个发展过程,逻辑史的研究应该回到它的时代,走进文本,做文本田野工作;逻辑史的比较应该有一个公共论域。     

达米特的演绎辩护思想

达米特区分了演绎辩护问题的三个层次:演绎论证的句法有效性的辩护、演绎逻辑系统的正确性的辩护以及演绎推论如何可能的辩护。第一层次的演绎辩护不存在问题。就第二层次的辩护而言,分子论语言观是其语言哲学前提,从基于分子论语言观的意义理论出发,借助于可靠性或完全性的语义学证明,可以构造一个演绎逻辑系统的正确性的辩护。第三层次的演绎辩护问题主要是演绎推论的有用性的辩护,它要求以承认真与真的认识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间隙的意义理论为基础。彻底的实在论的意义理论所允许的这种间隙过大,难以说明语言理解和语言学习;而彻底的观念论意义理论所允许的这种间隙又过小。达米特认为,解决第三层次演绎辩护问题所需的意义理论,就真与真的认识的间隙而言,它应比彻底的实在论的意义理论小,而应比彻底的观念论的意义理论大。达米特的演绎辩护思想揭示出意义理论对于现代逻辑的重要影响。     

通向《逻辑哲学论》神秘主义的双重路径

《逻辑哲学论》中的神秘主义是前期维特根斯坦的重要思想之一。西方学者对这一思想的具体内容以及它同《逻辑哲学论》中其他思想之间的关系评价不一,而且这些评价都有自身的局限性。事实上,如果从全局的视域来考察《逻辑哲学论》就会发现,通往神秘主义有两条路径:一条是语言哲学的路径;另一条是逻辑哲学的路径。神秘主义是维特根斯坦对有意义的科学命题和缺少意义的逻辑命题进行分析所推导出的一个逻辑结论,它与《逻辑哲学论》中的图像论和逻辑哲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整体性表明维特根斯坦力图实现经验的自然科学、先验的逻辑学和超验的伦理学的统一。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生成逻辑

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李大钊提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P3)这里的"实境"就是其所处的具体实际、时代特征和群众实践.可以说,李大钊虽未使用过"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简称"三化")的字眼,但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始,便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历史底蕴,其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启示现实的价值.     

开拓经学与理学研究的新境界——《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评介

<正>蔡方鹿教授的大作《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于2011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上下两册,共135万字,入选首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蔡教授的研究有三个显著特点:     

直觉与逻辑在主体中的原始统一性和能动创造性

直觉活动与逻辑活动在创造性思维活动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统一性源自主体本原的辩证能动性。创造性思维过程中是原发过程与继发过程的辩证统一,包括三种主要类型:无意识的感受性创造、有意识的知性创造、高自觉的理性创造。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逻辑原点与路径选择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政府基于西方价值观的强烈冲击、和谐社会的应然要求以及公民权力的理性诉求,提出构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理论命题;实践中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前置、塑造公共服务型政府及均等化配置文化资源等路径选择构建一个良性运转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些应对态度和处置方式适应了国际国内环境的新变化,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