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民事诉讼调解政策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建构目标与运行方向具有决定性的指引作用,深度认知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是民事诉讼调解研究的重要论题。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经历了“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解”“调判结合”“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调判结合”六个历史时期。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演进深受民事司法制度与社会整合机制构成的制度结构的影响,民事司法制度改革调整了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适用空间,社会整合机制转型改变了民事诉讼调解解纷资源配置方式。同时,受政策调整成本、学习效应、协同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的影响,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此外,社会矛盾纠纷状况变化带来的外部环境压力变化、党和法院不同时期工作目标的转换以及司法理念更替构成了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的动力机制。     

元杂剧《疏者下船》的版本问题

在现存的几部郑廷玉杂剧中,《疏者下船》的版本差异问题是最为突出的。20世纪以来,对《疏者下船》做过具体研究的绝大多数学者要么对其版本不作明确的价值判断,要么极力肯定元刊本的价值而大肆贬低明刊本,实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之势。这种现象对我们今天如何客观评价《疏者下船》乃至整个元杂剧版本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通过对《疏者下船》现存诸版本的仔细比较和论证,我们发现:《疏者下船》的元、明两类刊本在故事情节、伦理逻辑、戏剧立意乃至曲词宾白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明刊本对元刊本的增删修改具有艺术的合理性和历史的必然性。     

大众文化的市场逻辑——后革命氛围中的中产趣味与消费想像

20世纪末,中国社会走进崭新的“后革命”时代,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彻底开放的社会调整格局。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孕育已久的中国大众文化在国家体制默许及市场逻辑笼罩下迅速崛起,取代了传统精英文化的支配地位和美学趣味,并由高科技与现代传媒的强力支持而独霸了最大的市场份额,直接影响着最广大的城镇市民。大众文化的勃兴是文化受到长期禁锢之后重获解放的结果,是对大一统的文化格局的颠覆,代表了经济和技术上的历史潮流;同时,遵循“市场逻辑”、依靠数码技术的大众文化又带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加剧了急功近利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精神压力,消解了人文价值的传统影响。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生成逻辑、精髓要义与时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奋斗,取得了一大批辉煌的历史成就,形成了一系列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解决近代以来两大社会矛盾与实现两大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自我革命和伟大社会革命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生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蕴含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坚守理想的政治信仰、实事求是的使命担当、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人民至上的宗旨意识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形成发展的共同特质和精髓要义。在新的伟大征程中,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谱系对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塑造中国共产党大党形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人何以自处？——从人工智能到“人工情能”之思

人们想象人工智能技术超常发展语境下的“人-机”关系,通常是从日常经验出发,以“设身处地”的、类比的方法进行问题思考,这无疑会使思想的洞察力、技术的突破困于人类的自我认知局限。同时,基于逻辑-数学框图所研发的人工智能机器技术亟待突破人类对情感乃至情能认知的黑洞与盲区,以实现人之情感和人之情能,从而真正成长为“类人类”。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原则与方法则有待人类建立一种突破当前逻辑-数学主义思想的思维方式,从想象人类的末世境况出发,再返身思考人-机关系的可能性。     

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逻辑

在历史的脉络中,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蕴含着“民族”和“民主”两个要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在于通过唤醒各族民众的“人民”意识,激活“人民”的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起点,也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政治底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族”与“人民”产生了深刻的意义关联,自近代以来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实践被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优势。以“人民共同体”为政治基石,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优势,这既是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的政治逻辑,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的必然选择。     

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的治理逻辑

建设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法治化是必然要求,其中环境法治不可或缺。中国式的环境法治必然要重视党内法规的特殊法治和治理功能。可从着力发挥党内法规在环境法治中的特殊作用、统筹推进环境综合治理的规范功能、推动构建人类环境命运共同体的制度文明三方面,揭示出环境党内法规所秉持环境系统观、环境效能观、环境文明观的政理法理。环境党内法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环境党内法规所承载上述治理逻辑的规范样态,不仅包括符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严格形式要件的狭义党内法规,也包括引领环境法治发展的环境政策、起到监督保障等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从环境党内法规的政治功能和规范效力来讲,将以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为主要载体的环境政策视为广义的环境党内法规,符合新形势下环境党内法规体系构筑的核心要义。从目前党内法规体系的构成情况看,起到监督保障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成为了主力军,但其数量庞杂又单线作战的实践困境使其亟需完善以形成治理合力。因此,应进一步探讨党的环境政策和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向狭义党内法规的有机转化,使狭义的环境党内法规成为环境党内法规体系的主体部分。广义视阈下的环境党内法规,在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发挥着规范、治理与重塑的制度功能。环境党内法规通过将党的不成文的环境文明提炼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形态,从而使其获得长远的效能力和长期的执行力。环境党内法规通过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赋能,从而全面发挥其环境治理的政治效能、预防效能和发展效能。环境党内法规以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的政治结构为环境文明奠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理念为环境文明铸魂、以党规国法共治为保障的外部制度为环境文明塑形,使其实质上具备了打造人类环境文明新形态的重塑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完备的环境党内法规体系对上述功能的系统发挥尤为重要,因此,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还有待进一步体系化完善。     

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三重逻辑分析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发挥党委的领导作用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也需要发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治理主体的重要参与作用,积极推动实现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完善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构建多元主体间紧密联系、相互配合、彼此信任的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凝聚生态环境治理合力,是实现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必然要求。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蕴含着科学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实践逻辑和强大的价值逻辑,只有牢牢把握这三重逻辑,才能激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环境治理新格局。     

逻辑的观念与理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两个重要因素

“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逻辑学”是国内逻辑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其中,“没有逻辑”说还分为绝对论者和相对论者:绝对论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任何形式的逻辑;相对论者认为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逻辑,但只有非形式逻辑。之所以学者们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是由于双方对什么是逻辑有不同的理解。在进行中西逻辑学比较之前,首先要确定一种统一的逻辑观念,因为逻辑观念是逻辑理论得以形成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