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中的权界式公民义务规范

以义务性规范的形式对宪法权利作出的限制规定,就是宪法中的权界式公民义务规范,它有概括限制型和具体限制型两种类型。宪法权利的法律保留限制式规定,不应视为公民义务规范。权界式义务规范在创设目的、出现位置、表述转换等方面与明示式义务规范有着重大区别。权界式义务规范附属于公民宪法权利规范本身,它可以转换成非义务性的表述,其实质是表示权利应当有所约束。关于宪法权利之限制规定能否被视为公民义务规范的争议,可通过形式与实质的双重视角予以化解。     

《民法典》高空抛物规则价值意蕴与适用重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1254条“高空抛物规则”吸收了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简称《侵权责任法》)第87条“补偿责任”规则的同时,又以增加建筑物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与公安等机关介入条款,对原有的高空抛物规则作出了实质性变更,实际上放弃了先前《侵权责任法》在高空抛物问题上的强调救济功能的立场,转而追求社会总体利益的更大化以及矫正正义与分配正义的平衡实现。基于此,高空抛物规则的适用要点也需要根据其价值意蕴的改变而获重塑：明确补充责任在先、补偿责任在后的责任担当次序,同时拓展“补偿责任”规则细化的空间,并明确公安机关为解决民事纠纷介入调查与实施治安处罚、追究刑事责任的区分。     

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政策

所谓“道义经济”,乃是以生存安全为目标取向的“理性经济”,“生存伦理”则是集体层面的“生存理性”。在以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市场经济取代传统“道义经济”的过程中,如果置人们对于生存安全的基本需求于不顾,则这种市场经济及与之相连的制度必然遭到反抗与抵拒。面对这种反抗与抵拒,社会各界主要有两种反应：一是力图回复到传统的经济模式;二是在坚持“经济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市场经济以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将原先主要在村落小共同体层面上发挥作用的“生存理性”“生存伦理”国家化,转变为国家意志或者说是政府职能,现代社会政策的出现和发展即是第二种反应的基本内容。由此可以反观社会政策的经济意义：它不仅仅是拉动消费、提振内需的一种手段,更是现代市场经济得以生存扎根的社会前提。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来看,必须努力做到国家以社会政策手段为每个公民提供的保护的跟进与传统社会为个人提供的保护的消退同步。     

网络空间个人信息保护的民事法律责任

网络空间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日益受到重视,个人信息保护的义务及民事法律责任在学界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由于网络空间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性,从本质上看是个人信息利用中的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的义务主体应进行类型化的研究,并赋予主体积极的义务。根据网络空间个人信息收集与利用情况的不同,网络空间个人信息保护的民事法律责任应当包括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网络空间个人信息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是一个多元化的体系,便于信息主体的权利救济。结合我国法治建设的具体情况和信息产业的发展,网络空间个人信息保护宜采用综合立法的模式。     

《电子商务法》视角下网约车平台的信息披露义务

近年来网约车平台的信息管控问题受到较多关注。网约车属于服务提供型电子商务平台,具有更强的人身安全保障需求,以区别于以实物商品为交易标的的商品提供型电子商务平台。网约车平台对于服务提供过程中的驾乘信息有强大的管控能力,同时也需承担承运人责任。《电子商务法》为电子商务平台直接或间接设定了信息披露义务,在《电子商务法》未明确规定或仅做原则性规定的情形下,网约车平台亦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将相应信息做单独处理以满足乘客、利益相关人和国家机关合法的信息披露要求。在一般情况下,网约车平台需向一般公众提供平台信息与平台内经营者信息,特别是法律要求的基本信息,而在特殊情况下,网约车平台不仅需要提供相应个人信息与运营信息,还需满足披露质量上的即时性和全面性要求。     

论南沙岛礁建设的环境保护

菲律宾在2013年单方面提起了南海南仲裁案,在七项诉求中环保诉求涉及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生态体系等,指控中国岛礁建设以及不合理的渔业活动破坏了南海海洋环境。针对指控中关于南沙岛礁建设的污染,我们在分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内容、南沙岛礁工程建设的过程控制以及岛礁的环保整治措施等基础上,驳斥菲方的无理之说。同时,中国也在南沙岛礁环保方面有新进展,建设生态保护修复相关设施,正式启用中国科学院岛礁综合研究中心,不断摸索创建海洋环保的南海模式。中国有义务法维护南海海洋环境,应适时发布环境影响评价报告,鼓励公众参与,推进《海洋基本法》的立法,完善《岛礁保护法》等专门性立法,在加强环保宣传开展生态修复工作的同时,积极寻求南海国际环境合作,以期从低敏感领域解决南海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