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归"先王之道":德川日本古学派"家礼"思想的批判

德川日本时代的儒家知识人在摆脱佛教丧葬仪轨束缚后,全面继受朱子《家礼》并积极倡导先王礼制中的"古义"思想,将死生观建立在《家礼》仪式的日常实践上,这是日本社会受容朱子学的一项重要课题.与此同时,为使儒家生命礼仪进一步本土化,并论证德川时代家礼与中国"先王道统"一脉相承的合法性,以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为代表的古学派知识人主张跳出宋儒"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的礼理一体观,从"道者统名"的角度重新理解"先王之道"与家礼中"孝弟之道"的关系,并试图在批判宋儒礼学的基础上证明华夏儒学道统的"日本化".古学派通过对家礼思想的本土改造,其本质是要在东亚儒学世界的彼此对视中重新界定"华夷观",对"他者"文化解构的同时彰显"自文化中心主义".     

“滋味”说视阈中的《秋颂》

中国古典诗论中的"滋味"说对各种体式的中西诗歌鉴赏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名诗《秋颂》历来为众多中外批评家所关注,然鲜有人运用"滋味"说这一品评诗歌的标准来论析此诗。从"滋味"说视阈对《秋颂》进行"情性"、"形美"以及"赋比兴"等方面的解读,可以另辟蹊径来探究此诗长盛不衰的艺术魅力。     

古蜀人文化想象力的"创新"

本文认为对古蜀文明的解读,至今还为西方史学的阐释体系和话语权所束缚,本土文化立场缺失,本土文化失语,缺乏本土文化自身的学科术语.本文认为以古蜀仙道为核心的仙源文化是蜀人文化想象力的核心,它的神髓在道藏里,它的最高结晶是仙学,故鲁迅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循着仙化思维.不难找到古蜀文明的本土解读,找到古蜀人精神家园解读的钥匙,不难建立本土特色文化体系,摆脱"文化西来说"的困境.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差异及互鉴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差异和优劣势主要体现在管理的基本价值观、基本思维方式、管理主体和客体、主要目标、权力基础、基本管理方式以及管理创新特征等方面。双方相互借鉴的主要方向是：中国应借鉴西方保护个体利益并重视公平竞争和激励、追求标准化的科学管理、强调经济效益和效率、强调民主与“法治”、鼓励创新并保护创新成果等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以及西方在领导理论和工商管理领域的有益成果;西方应借鉴中国的人本论、整体观、系统观和权变观、“中庸之道”、“修己安人”、“和为贵”、世界“大同”、民本论、“道治”、“德治”和“智治”等管理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以及在伦理管理、国家管理和军事管理等领域的有益成果。     

《庄子》外杂篇之“德”论

梳理和分析庄子后学所作的《庄子》外杂篇的文本资料,便能清晰地理解和把握《庄子》外杂篇之"德"论。它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其一是"德"和"道"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德"的本质意蕴;其三是"德"的现实演变。从这三个层面来看,庄子后学所论之"德"即道德,明显不同于儒家意义上的道德,前者强调同一于生命本性,后者强调合一于人伦规范。毫无疑问,明辨庄子后学所论之"德",不但有助于准确理解《庄子》外杂篇的道德哲学思想,而且也有益于深刻认识儒家的仁义道德。     

安得静心有洞天

国画大师齐白石成名后,有人问他何以从一介木匠成为一代名家,他答道：＂作画是守静之道,涵养静气,事业可成。＂作画如此,做人做事亦是同理。先哲有言：＂恬淡为上,胜而不美＂,＂静以修身＂,＂非宁静无以致远＂。静,是内心和谐的胸怀气度,是修身养性的精神追求,是厚积薄发的成功之道,更是人生与事业的美丽风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是心灵的平静。     

通情达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

通情达理可视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在“天—命—性—情—道—教”本体建构中,“性—情”通过通情达理贯通天道和人道：“通情”在己之好恶与他人好恶的理性沟通中形成共同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即“理”。“理”要获得现实性,又需要“达”的实践智慧。“达理”虽呈现为理性形式,但其实际展开中始终以理性和情感的互融为进路。由此,通情达理所展现的精神逻辑为：“理”从“情”出,“情”据“理”而通,“情”通则“理”得,“理”由“情”而“达”,并由此开辟了以克己、爱人和万物一体为核心的中国伦理精神传统。这一传统,为提升人性能力、培育向善的人性情感、促进内在道德与外在伦理有机统一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哲学智慧。     

论中西生态美学语境下的《等待戈多》

贝格特的《等待戈多》看似虚无,实则荒诞中存在理性,虚无中蕴涵深刻生态思想。在西方生态思想和中国道家思想的观照下,贝格特式的荒诞和虚无呈现全新内涵。尽管贝克特没有明确言说大道,审视贝克特的创作历程,我们发现《等待戈多》是作家从"重言"到"空境"的过渡,反映的不是荒诞,而是作家"证求大道"、回归生态"整一"乃至道家"浑整"世界的历程。     

言论报国的兴起及其内在困境——以胡适与《竞业旬报》为例

在近代中国的救亡潮流中,地位跌落的知识分子在传道心态的支配下,利用现代报刊致力于"以道易世",兴起了"言论报国"的思潮。在这一社会思潮影响之下,胡适加入了《竞业旬报》,积极发表文章进行社会政治批判、文化批判和国民性批判,在现代思想的传播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种把"以道易世"作为终极目标的"言论报国",也让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体验到无法承受之重的无奈,而且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传统,也导致当时的言论文章充满了"正义的火气"。     

《老子》之“道”与龙树之“空”的比较——以“有”“无”关系作为着眼点

《老子》的＂有＂＂无＂关系可以分为形而上层面之道的＂有＂＂无＂关系、形而下的器物层面的＂有＂＂无＂关系、作为人世间及天下治理层面的＂有＂＂无＂关系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是相互贯通的。《老子》的＂道＂与龙树的＂空＂虽有很大差异,如《老子》的＂有＂与龙树的＂有＂、《老子》的＂无＂与龙树的＂无＂的含义差异巨大;但两者也有诸多可融通之处,如《老子》的＂道＂是＂有＂＂无＂的统一体,龙树的＂空＂体现色空不二的关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