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的治理——以江苏南通十总居社区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村改居"社区中的邻避冲突问题日益凸显,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势必影响到"村改居"社区的治理甚至社会和谐稳定。"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的产生,既有居民个体的原因,也有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方面的原因。要有效治理"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问题,在理念层面要注重政策之"公"和社区营造;在制度层面要完善民主参与、风险评估和利益补偿等制度;在机制层面要适时合理地选址、规范利益主体间的行为互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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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将主导世界货币?》[美]里卡兹著常世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美元地位的动摇、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以及中国货币政策的重新调整,各国货币之间明争暗斗、危机四伏,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在经历新一轮的货币战争。俄罗斯和中国会率先放弃美元,返回金本位制吗?美国会成为下一个古罗马吗?     

和战分途：南宋初年的政治转向——以孝宗朝政策迁移为线索

南宋伊始,宋金和战问题就一直是困扰着南宋政权的时代命题。绍兴十二年缔结的宋金和议,并没有成为维系宋金长久稳定关系的基础。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单方面撕毁协约南侵,加之随即登基的宋孝宗锐意恢复,宋金战争一度爆发并持续到隆兴元年张浚符离兵溃。在此期间,宋孝宗选人用事并不局限于道义型主战派士大夫,对实务型主和派士大夫及主守派政治元老也多加选用;在此之后,宋孝宗迫于符离兵败的政治压力与金人议和,锐意恢复政策主张转换为内修以图恢复的长远政治谋略。宋孝宗以邪正为标准的多元用人政策,与其对金强硬的政治主张既统一又矛盾,这种复杂的政策取向既切合即时的宋金政治局势,也为南宋制定内修以图恢复的长远国策埋下了伏笔。     

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重要之战 --滇西大反攻

1944年5月,为减轻中美英联军在缅甸北方的压力,远征军向怒江西岸日军发起反攻,经过强渡怒江、攻克松山、推进龙陵等血战,终于取得滇西反攻的胜利.     

是丁汝昌“避战保船”还是李鸿章“保船制敌”

从前某些学者一谈到黄海海战的失利,都笼统地归结于清朝统治者的腐朽,一谈到北洋舰队的覆灭就归结于李鸿章避战保舰。甲午中日海战中,李鸿章究竟为北洋舰队制定了什么样的作战方针?本文认为,甲午中日开战后的一个多月,李鸿章对比中日海军实力,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保船制敌"的作战方针。综观甲午中日海战的全过程,李鸿章在海战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未指示过北洋舰队通过"避战"而"避战"。恰恰相反,李鸿章一再命令北洋舰队主动"出击"、"截击"敌舰队。即使在威海被围,北洋舰队危急存亡之际,李鸿章还数次命令丁汝昌率领舰队和敌舰队"拼死一战"。因此,"避战保船"的不是李鸿章,而是北洋舰队的提督丁汝昌。     

再论王建假子在前蜀政权（907 925）中的作用

前蜀建立后,王建的假子作为创业勋臣,出将入相,盘据要津,在前蜀军事、政治舞台上继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东出伐岐,连克秦、阶、成、凤四州;西败南诏,安定了前蜀的西南边境;但在后唐伐蜀之战中诸假子不战而降,导致了前蜀速亡。身为权要,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政治漩涡中:王宗佶争立、元膺之乱及王衍继立等重大政治事件中假子都参与其中对前蜀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假子们贪赃枉法,擅作威福,也加剧了前蜀政治的腐败。     

浅论唐蕃大非川之战

大非川之战是唐蕃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也是唐蕃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以大非川之战为起点,唐蕃展开了近两个世纪的对峙和争战,由此可见大非川之战的重要意义。关于大非川之战．治吐蕃史者往往语及,但多拘泥于论题,讨论的多是大非川之战某一方面的问题,没有从宏观角度进行考察。本文试图结合汉、藏文史料论述大非川之战的前因后果及对唐蕃关系的影响。     

从苻坚性格的两面性看淝水之战前秦失败的原因

从苻坚性格的两面性入手,探讨淝水之战前秦失败的原因。苻坚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却又摆脱不了氐族落后性的制约。他有勇无谋,以开明君主自居却又专断独行,重小信而轻社稷,效法古圣王以＂义＂取天下却又好大喜功、穷兵极武,试图树立圣君形象却又摆脱不了氐族豪强的实质。因此,淝水之战前秦败亡的主要原因是由苻坚性格的两面性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错误举措造成的。     

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加码式避责”的行为逻辑

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如何落实职责和任务安排是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政府治理实践中不断出现的“层层加码”现象,研究提出“加码式避责”的概念,解释基层官员在风险治理情境下受制于多重因素制约和认知权衡从而塑造避责行为策略的过程。“加码式避责”是在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通过主动强化政策执行而规避政治责难的行为。风险不确定性、基层治理资源不足与问责制度刚性三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是基层官员风险治理时面临的现实情景。在属地管理原则下,基层官员只能依靠掌握的剩余控制权主动加压达成问责风险规避的目的。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问责应充分考虑风险本身特性,统筹过程问责与结果问责,加快建立区域性协同合作风险预防和治理机制,提升基层政府官员危机事件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