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护理模式下的职业道德

在生理-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下整体护理应运而生.整体护理是有别于传统护理模式的全新护理模式,包含着科学的、系统的、丰富的护理内容,对护理人员提出了全方位的素质要求,特别是在职业道德领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代的护士应视病人为亲人,用熟练的操作技术,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为病人提供优质服务.     

论大规模侵权下受害人的救济——以侵权人资不抵责为视角

在当今这个风险社会,大规模侵权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如何避免大规模侵权下出现侵权人资不抵责而受害者救济无门的情形？传统的侵权责任法救济建立在侵权人资能抵责的基础上,保险制度在应对大规模侵权下也只能是连锁违约。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基金的出现是对侵权事件发生后的应急措施,并且建立在侵权人资能抵责的基础上。而政府的救济,也只是一种临时状态。面对法律上的救济困难,建立大规模侵权预防基金无疑为一种新的探索。     

寻租活动的经济行为分析及治理——基于行为博弈论的视角

建立了“寻-避租博弈模型”和“争租博弈模型”,提出了“寻租黑洞”效应,证明了无论是“寻-避租博弈”还是“争租博弈”均倾向于两败俱伤,“争租博弈”将导致更加极端的负效果,同时从行为博弈的角度上支持了塔洛克的“暂时性收益陷阱”理论;分析了主要的四种垄断权力的寻租,即寻租自然垄断、生产要素垄断、法律特权垄断和特许经营垄断,揭示了各自寻租活动的特征;由于无论是寻租方、挣租方还是避租方都会在短期诱惑的驱使下参与博弈,并且长期承受损失,唯有创租者获得无成本收益,因此创租才是寻租活动的根源,治理寻租活动的根本方法是遏制创租.     

民本思想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在系统阐述社会发展主体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利益相关群体分析方法的引进,详细分析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众多利益相关群体中,让广大农民成为主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对样本农户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指出广大农民作为主体的地位的脆弱性,提出从民有权(使广大村民成为决策主体)、民担责(使广大村民成为行动主体)、民泽福(使广大村民成为受益主体)三个方面加强主体建设.强调社区能力,尤其是组织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并倡导"政府引导、农民主导"的新农村建设路径.     

“中国式”邻避运动影响因素探析

邻避运动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衍生品,同时也是公民环境意识和权利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近年来在我国频繁发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国已经进入＂邻避时代＂。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邻避运动的发生是诸多影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而不同影响因素作用的显著性存在很大差异,以上海松江垃圾场焚烧场事件为例,风险认知因素、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补偿因素为显著影响因素,而教育程度、社区组织化程度、社会压力、政府决策模式、公平性均为非显著性影响因素。相应地,从政府管理角度来讲,要规避邻避运动,必须在环境影响评估制度中引入公民参与机制,建立倡议联盟的决策模式,培养公民参与决策的意识,同时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监管职能,消除民众的风险顾虑。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责任：政治责任与行政责任

在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各地已围绕政府责任进行制度构建,开展许多问责工作,但问责普遍化带来基层工作压力过重等问题。对此,应依据行政学关于政治、行政的二元理论,针对生态文明工作特点,构建有所区别又紧密相连的两套责任体系。政治责任体现社会与政治系统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实行无过错问责原则,实施功能是给公共权力行使者提供权能和民意基础。各级政府是政治责任主要承担主体,直接向权力机关汇报工作的机构首脑是主要责任人。执政党从总体上对全国长期生态文明建设负责,通过党内机制将责任予以分解。行政责任体现权力行使机关内部的命令-服从关系,实行过错问责原则,追求行政理性,实施条件是有完备的规章制度,承担者是一线工作人员。行政责任的良好履行是政治责任的基础,政治责任的有效维持是行政责任的依据。     

公民社会的兴起与人大制度的变革

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推进了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转型,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有着重要的功能意义。人大要积极适应公民社会发展要求,与时俱进发展完善运作机制和履职方式,切实履行职责,积极培育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促进我国现代民主政治发展进程。     

邻避维权中的公众负面情绪演化及干预研究

公众邻避设施环境和健康风险感知引发的焦虑和恐慌诱发邻避维权行为的产生;公众对设施风险的揣测与交流加剧负面情绪的衍生和相互感染,相对剥夺感的激化最终导致维权开始;理性维权受挫,挫折感知加深,集体愤怒彻底爆发,引发激烈的非理性抗争行为;可行能力缺失的感知诱发绝望、无力感,诱发怨恨心理,积累更深层次社会风险。规避邻避维权中的负面情绪演化的对策:一是从负面情绪产生的源头入手,科学合理选址,重视设施环境影响评估;二是在设施运行过程中,提升技术手段,加强对设施风险运行监管,降低其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三是优化当前的公众诉求沟通机制;四是转变理念,转变当前以GDP为主的官员考核机制;五是健全邻避设施补偿机制,让公众能够理解和认可赔偿方式,避免强化相对剥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