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吕留良的《大学》诠释看清初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是清初的全国性学术议题。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大学》切入此议题便成为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津梁。清初朱子学大师吕留良沿袭这一公认的学术途辙,围绕辐辏于《大学》的核心议题如《大学》的版本和主旨、“三纲领”内涵及关系以及“八条目”中的“格物”等展开细致入微的辨析,显豁出“尊朱辟王”的学术取向。而这一取向赖其卓绝而醇正的朱子学学者的地位,相应地涵具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在后阳明学时代拔擢朱子学地位,加速朱子学在清初的复兴;二是助推“尊朱辟王”学术思潮的高涨,成为上承张履祥下启陆陇其的关键环节。从吕留良这一具体而鲜活的个案可见“尊朱辟王”是清初解决“朱、王之争”的主流方案,为朱子学在清初复兴并再度上升至官方哲学有先导之功,映照出《大学》诠释与学术思潮、学风递变之间的互相作用的关系。     

论美学的中国化历程——以朱光潜的两次美学论争为线索

自西方美学理论体系和知识谱系输入中国以来,美学就开启了其中国化历程。吕澂从“美的要求”出发,倡导建构一种“全体的美学”,为美学中国化定了基调。然而,“五四”反传统的时代文化心理和东西方在形而上学上的分歧,阻碍了其与中国传统哲学及审美经验的融通与结合,美学中国化一度陷入了困境。直到朱光潜“情思融会”说的提出和朱鲁之间“静穆美”之争的发生,美学在经历了从美学观念的接受到辩证思维的引进、再到与本土形而上学的接轨三个阶段后,才初步完成其中国化历程,并走上了理论阐释与创作的艺术展示交叉整合的发展道路。     

观德之射--“争”与“不争”之间

作为“六艺”之一的“射”艺在儒家哲学中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通过对乡射礼的具体描述,表明了“射中正鹄”要身与心同时修养及内正方能外直的思想。射箭竞技必然会带来输赢的判定,从而引起纷争,儒家将射箭过程充分地礼仪化,在“不争”中去化解“争”,从而提倡“君子之争”。     

简评五四时期胡适的白话文改革和问题与主义之争

五四时期,胡适发动白话文改革并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直至今天这两件事仍颇受争议。正确认识这两项运动对于指导今天的文化、政治仍大有裨益。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与礼仪之争

明末清初是中西交流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然而礼仪之争使双方的交流陷于停滞,最终东西方都失去了机会:基督教失去了扩大在中国传教的机会,中国失去了向西方学习的机会。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A Compleat History of the Emprie of China)是将这场争论推向高潮,并在这场争论中起重要作用的一本著作,所以了解这本书对了解那场著名的争论不无裨益。     

近代中国学术变迁大势略论——《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序

"中国"从来主要不是地理的区划,而是以追求"王道"为内涵的政治、文化存在。面对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压力,中国学术在近代历经裂变。首先,经学、史学之更替。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学界的沉浮,康有为、章太炎之间的今古文之争及其在后世的演化,钱穆"就于史学立场"结束经学争议的努力,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经学的分解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所取代、"经学史学化"的趋势。其次,子学之凌驾经学。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严重效应是,子书不但成为"哲学史"、"思想史"的优先素材,还产生了顾颉刚所谓"经竟变成了子的附庸"的趋势。再次,"汉宋之争"之折变。以关于戴震研究的公案为例,在梁启超、胡适那里,"汉学"主要是"科学"的类比物,或者是"学术独立"的精神渊源,钱穆则将"宋学"拓展为一种涵盖了经、史、文学在内的包罗万象的学术类型。最后,"国史"创制之新局。钱穆的《国史大纲》代表了着眼于国史长程,反对"文化自谴",弘扬民族精神的坚贞努力。中国文化时值转运之机,复兴之前途是可以期望的。     

论《红楼梦》索隐研究

索隐研究被广泛应用于文献典籍及文学作品的释读,在《红楼梦》研究中则形成了索隐红学。人们对《红楼梦》产生索隐的兴趣,既是出于文学批评的传统,也是由于作品本身的提示或暗示。索隐派所索隐的红楼本事通常都关乎“本朝”的现实政治。考证派的出现导致了红学的索隐与考证之争以及随后索隐红学的衰微。通过蔡胡论争,索隐红学的研究方法之弊被凸显了出来,“新索隐派”亦由是而改弦更张。但评价索隐红学的功过是非还要考虑到特定的时代环境,不能否定它的历史价值。     

论中唐政治中"士的超越性"的危机和希望

该文着重探讨中唐政治中“士的超越性”的危机与希望。认为“士”能否认定自己的文化优势是其保持“超越性”的关键。中唐的“士”陷入功利习气之中,从而给“士的超越性”带来了危机。始于初盛唐之际的所谓“文学与吏事之争”在中唐继续展开,其实质是“士”自发地捍卫自己的文化优势。以韩愈为代表的“新儒”用道德形而上学去建构和巩固“士”的文化优势,从而揭开了“士的新自觉”的序幕。     

刘歆校书与古文经的发展

刘歆及其父亲刘向通过校理国家藏书,为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本文从当时的学术背景入手,通过分析刘歆校理图书、编撰目录等工作与古文经地位的确立、古文经的发展的关系,来确定刘歆校书对古文经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论维特根斯坦的“内在关系”——从“图像论”到“语言游戏说”

维特根斯坦“关系”思想的理论贡献在于,首先他澄清了“概念”与“对象”的区别,结束了“关系之争”中各方关于内、外在性问题的“拉锯战”。其次,在后期的“语言游戏说”中,他对内在关系的讨论又跳出了前期符合论的框架,将内、外在关系统一到生活实践中。维特根斯坦从语言切入,把“内在关系”解释为一种语法关系,其独特内涵在于,内在关系无中介,它产生于实践,并且无个体与共同体之分。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关系”思想的基础就是“语言”和“实践”,揭示出这一点有助于从深层解读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维特根斯坦从认识论层面展开的“关系”思想与罗素从本体论层面对“关系”的探讨形成互补,在追溯关系哲学的形成与发展时,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