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4至10世纪东北亚政治格局及高句丽、渤海与日本"结援"的历史真相

从公元4世纪至10世纪,在东北亚地区相继发生高句丽、渤海"结援"日本的历史事件.日本则趁机插手朝鲜半岛事务,武装干涉,造成东北亚的动荡,妄图改变东北亚政治格局.高句丽引狼入室,未能挽救自身灭亡.渤海初期与唐王朝发生矛盾,曾"结援"日本,但在唐玄宗的政治对话之下,很快得到化解.终渤海之世,渤海与日本一直存在"国书之争"--日本把高句丽、渤海视为朝贡国,渤海始终不接受,不承认.高句丽、渤海"结援"日本和日本趁机称霸东北亚,给予我们很多历史启示.     

《盐铁论》中两种对立的经济伦理观

《盐铁论》既充分展示了当时上层社会两种不同的治国思路,也相当集中地体现了当时两种对立的经济伦理观。在理解何为治国之本问题上,贤良、文学持道德决定论的观点,而大夫、御史则持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在对待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上,贤良、文学持崇本抑末、以农贬商的观点,大夫、御史则持以末易本、以商通有的主张;在对待国家财富的管理和分配问题上,贤良、文学持无政府主义的立场,而大夫、御史则持权威主义的立场。《盐铁论》开启了儒学内部的义利之争,因而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地位。     

中国经济法之争的内涵及原因分析

历经二十余年的中国经济法之争,是中国现代法制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并将成为当代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基础性、前沿性课题。中国经济法之争有其丰富的内涵,相关的探讨可使其轮廓逐步清晰,便于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法之争有其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其中,大陆法注重法体系构建和法部门划分传统的深重影响,以及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在中国的“不期而遇”,是导致这场争论的客观缘由。     

试论昆曲之"雅"

昆曲作为人类历史上最美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在其萌发的开始就同"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经过文人曲师革新后的昆曲更具"雅"韵而受到官僚贵族的赏识和追捧,这促成昆曲走向两百年的兴盛和繁荣.而昆曲在后来的"花雅"之争中败下阵来走向式微乃至衰落也是因为一个"难"字,真可谓是"成也萧和、败也萧和".     

从三教之争看道教的政治观演变进程

诞生于东汉末期的道教,它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出于寻求自身生存发展空间这一目的,从一开始就无一例外地附丽于政治,参与政治角逐,并在与其他宗教的角逐过程中,利用和被统治者所利用,从宗教的角度出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观.     

论维特根斯坦的“内在关系”——从“图像论”到“语言游戏说”

维特根斯坦“关系”思想的理论贡献在于,首先他澄清了“概念”与“对象”的区别,结束了“关系之争”中各方关于内、外在性问题的“拉锯战”。其次,在后期的“语言游戏说”中,他对内在关系的讨论又跳出了前期符合论的框架,将内、外在关系统一到生活实践中。维特根斯坦从语言切入,把“内在关系”解释为一种语法关系,其独特内涵在于,内在关系无中介,它产生于实践,并且无个体与共同体之分。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关系”思想的基础就是“语言”和“实践”,揭示出这一点有助于从深层解读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维特根斯坦从认识论层面展开的“关系”思想与罗素从本体论层面对“关系”的探讨形成互补,在追溯关系哲学的形成与发展时,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不可忽视。     

文化互视与自我镜像——利玛窦译名政策背后的中西文化互释

作为明末清初天主教来华暨中西文化首次实质性相遇的"第一接触点",利玛窦的译名政策受到中国奉教士人的拥护.从文化互释的角度来看,利玛窦与中国信徒之间关于译名政策的高度默契是以彼此对对方的误读和对自己文化的调适为基础的.该政策最终的成与败提示我们:异质文化间的对话与交融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进行方能有效.     

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德关系研究

在近代中外关系中,中德关系是重要而又特殊的双边关系。文化交流视角下的中德关系研究,呈现出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对德国思想文化的憧憬、模仿与内化:洋务期间中德的军事交流,不仅有助于德国在华良好形象的构建,而且为教育近代化奠定了基础;自清末新政起,中国教育近代化深入到制度层面,其学制演变中德国的教育理念贯彻始终;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以科玄之争为代表的文化论战,对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论战所体现的不仅是对西学的继承,更是中西文化交融下的创新性发展。然而中德之间不平等的文化交流,使得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在西化与本土化之间游移不定。     

从文化伦理角度看隋初太子废立之争

隋初太子废立之争,在传统研究视角中是一个历史课题,本篇则尝试由文化伦理角度对此问题再作一剖析。太子杨勇因德行不检而遭黜,晋王杨广却矫言饰行,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最终获取了皇位继承权。德行问题是封建社会皇位之争中惯用的藉口,在隋朝则因其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而颇具特殊性。     

从"朱陆之争"到"内在理路"——余英时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理念与方法管窥

"朱陆之争"是南宋以来儒学的中心问题,它也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明清学术思想发展之始终.正是由朱陆之争这条线索出发,余英时先生发现了近世儒家思想演进的内在秘密,那就是:纵向的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横向的知识与道德的紧张和平衡.同时,在宋以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特别是由于朱陆之争这条线索的发现,余先生提出并实践了"内在理路"的学术文化发展理念与研究方法.在宋明理学如何转向清代考证学的研究中,余先生认定"内在理路"说解释的有效性.而这一"内在理路"又可概括为两大精神或要义:一是强调中国思想文化演进的内在动力,一是注意抉发中国思想文化的知识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