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尊欧阳渐《辨法法性论》之争

欧阳竟无与法尊围绕《辨法法性论》展开的争论,是近现代佛学研究最重要的争论之一,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价值。首先,近代佛学研究中,唯识学的兴盛与藏传中观学的传入,都是基于典籍的传入与义学的兴起这两个条件。欧阳竟无与法尊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前者致力于唯识学研究,后者则弘传藏传中观学,《辨法法性论》的争论就是依托这样的思想背景而展开的;其次,争论虽然涉及翻译等内容,但讨论的关键是就"虚妄分别"展开的。欧阳竟无与法尊对于"虚妄分别"的理解差异导致了两人对《辨》定位不同,欧阳竟无批判"虚妄分别""详无略有"偏谈空无,法尊则坚持说"虚妄分别""实无而现"已合中道。抛开对名言理解的不同可以发现,欧阳竟无依循唯识学以依他起性非有非无来诠释"虚妄分别",以此批判坚持藏传中观学"自性空"的法尊偏空、断灭,这样的争论正是"空有之争"的典型模式。     

汉语书写的现代性焦虑与新奇美学之生成——以“机关枪篆文”与“英文书法”为中心

在20世纪初唯科学主义的语境中,围绕着汉语及其书写形态进行了争辩和改革。科学主义者以鲜明的激进立场对汉语形态和书写形式进行改造,却陷入了因古典形态在知识范式中的稳定性自足所带来的如何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形式焦虑:一方面要维持其自身知识系统的古典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又要配合现代性的知识改造。在吴稚晖、黎锦熙等人的国语罗马字实践中,逐渐生成了一种新奇的书写美学共同体:既有向古典书写形态妥协的摩托篆文,又有依托于表音系统的英文书法。二者呈现出不同的新奇:前者的书写以复活英文罗马注音作为汉语书写的主体,乃以新入古之新;后者是以旧的金石形态来承载新的概念,乃以古化古之新,二者有形态上的差异,也有思想来源上的近似,即以激进科学主义立场来妥协新与旧的纠葛。     

当代法国哲学尼采诉求探要——以福柯为中心视域的一种解读尝试

福柯等将尼采称为“20世纪的尼采”。当代法国新尼采主义者严肃地对待尼采,通过诉求于尼采。从现象学突围,自觉地“接着尼采讲下去”,因而与尼采互为“面具”与“道具”。尤其福柯借助尼采“神之死”进一步阐发“人之死”,从而打开政治哲学及社会伦理思想新视界。     

《禅定目炬》与吐蕃禅宗思想源流考

[提要]《禅定目炬》是西藏本土作者所作并涉禅宗内容最多的藏文文献之一,其成书年代为西藏佛教前弘期与后弘期过渡阶段。本文主要以《禅定目炬》之作者生平与内容结构为依据,构建了吐蕃时期的西藏禅宗基本思想与禅宗师承以及汉藏佛教思想的历史渊源。     

20世纪上半期儒家经典研究述略--以六经作者、成书年代和性质为中心

围绕着六经的作者、成书年代和性质等问题,20世纪上半期的儒家经典研究大体上走过了两个阶段的发展历程。第一个阶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表现为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余波;第二个阶段是20至40年代,表现为实证主义、疑古思潮和唯物史观兴起并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上半期学人的不懈努力和反复考索,使儒家经典的成书年代、作者及性质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清理和解决。     

刘歆校书与古文经的发展

刘歆及其父亲刘向通过校理国家藏书,为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本文从当时的学术背景入手,通过分析刘歆校理图书、编撰目录等工作与古文经地位的确立、古文经的发展的关系,来确定刘歆校书对古文经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革命和国家认同的一种——1916年新旧约法之争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随即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为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文本,奠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基础。袁世凯就任总统后于1914年按自己意志颁布《中华民国约法》,以高度集中个人权力。袁世凯倒台后就副总统黎元洪的继任和新旧约法存废问题,南北双方展开激烈论证,最后北洋政府被迫承认民国元年约法。当时无论是南方革命派还是西南军阀,甚至北洋政府内部人士都更加倾向于旧约法,反映了民国初年各政治派别对新成立的民国和反封建革命成果的一种认同。     

逆防卫的许禁之争及其适用条件分析

原不当侵害人对不当防卫能否进行逆防卫,理论上存在赞成与反对两种观点。当面临生命或重大健康安全时人会本能地反击,这是人性的表面,国外立法和我国正当防卫制度都没有否定原不法侵害人的逆防卫权。着眼于加害与被害的关系,否定逆防卫人的逆防卫权有脱离现实之嫌。但逆防卫毕竟是一种特殊的防卫,如果按正当防卫的一般条件要求逆防卫人,不利于原防卫人权利的保护,因而还必须为其设置一些特殊的限制条件。从逆防卫的特殊性出发,除满足正当防卫的一般条件外,逆防卫的成立还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不当防卫必须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二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当防卫非常紧迫;三是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不允许进行逆防卫;四是逆防卫人必须履行躲避义务。     

从“一”与“裂”之争看“内圣外王”——《庄子·天下篇》主旨探析

"内圣外王"一语出自《庄子·天下篇》,被许多研究者认为是该篇主旨,但对其内涵的理解和阐释至今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细读《天下篇》可以发现,"一"与"裂"之争是全文的逻辑主线,其中蕴藏着《天下篇》作者"崇一抑裂"的态度。而"内圣外王"正是《天下篇》视为"一"的"古之道术",是先秦诸子学的共同旨归,是注重整全性的古典政治哲学思想。在先秦诸子兴起、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内圣外王之道""为天下裂",具体体现为诸家各异、各执一端的学说和举措。而从战国末期至汉初的诸多经典文献都表明,熔百家之说而成君王一家治术已开始成为学术主流,由"裂"返"一",才是真正认识"内圣外王"的唯一途径。     

西汉政治变迁与《春秋》三传影响的消长

由于《公羊》学者对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匈奴等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对西汉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证明,从而使《公羊》学成为显学。但汉武帝的霸道策略却很快与《公羊》学派的王道理想产生了矛盾。到汉昭帝时,《公羊》学说已经成为盐铁会议上抨击时政者的依据。汉宣帝即位后"霸王道杂之"的政风,使以《公羊》学为依据的批评之声不断上升,致使汉宣帝试图扶持相对平实的《谷梁》学来抵消《公羊》学的不利影响。其后《谷梁》学的影响仍不能与《公羊》学相抗衡,《公羊》学不利于西汉统治的一面依然继续,建平元年汉哀帝支持刘歆倡立《左传》的政治举措旨在从意识形态上挽救西汉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