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带来民企又一轮机会!

"新常态"这三个字,现在很受热议,但从我做企业近30年的角度来说,其实"新常态"是司空见惯的。为什么?因为我从1989年领导杉杉至今,每天都必须面对新的竞争、新的市场、新的产品、新的竞争,而且要快速接受和融入"新常态",否则杉杉早就倒在沙滩上了。我曾经看到无数和我们同时期创业的企业,结果都因为没能融入"新常态",不是消失,就是今天处在更大的危机困境中。     

再论嘉祐"太学体"与"古文"的关系

欧阳修嘉祐二年排抑"太学体"的对象究竟是指古文,还是骈俪的时文,需要从欧阳修排抑"太学体"时不顾科场旧制,执意以论"大纰缪"黜落刘几,同时又以苏轼论之特出破例擢拔等事件中来分析.欧阳修排抑"太学体"的目的在于提升论、策即古文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并通过对刘几的打压与对苏轼的扶植两种不同的方式显示其对古文写作之"非"与"是"的认定.对皇祐五年进士群体中"求奇"趋向及郑獬曲折中举事件的分析,则进一步显示嘉祐"太学体"之"怪谲"已发源于皇祐年间的进士程文当中,而非刘几个人骤然为之.     

郑大华先生的梁漱溟研究

郑大华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是对梁漱溟研究公认的大家。他对梁漱溟思想属性的辨析、学术贡献的评判、文化观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梁漱溟学术思想的理性认知,拓展了对梁漱溟研究的学术视阈。在此意义上讲,对梁漱溟的研究是解读郑大华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基本点。     

论王肃申毛驳郑的《诗》学观

本文以王肃《诗》学为中心,概述了魏晋之际经学大师王肃《诗》学之内容、特点及地位,认为王肃《诗》学的主旨是申毛驳郑,其《诗》学地位不容忽略.     

论欧阳修《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

欧阳修主张探求《诗》本义,但《诗本义》并非全是《诗》本义。《诗本义》的许多解说很精彩,但也有不少解说值得商榷。学者过多关注《诗本义》疑古惑传的开创性、人情解《诗》的独特性、求《诗》本义的合理性,而较少关注它解说《诗》本义的错误。《诗本义》错解《诗》本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经》传注本不误,欧阳修反对其不当批驳;二是欧阳修以人情解《诗》,“人情”却并非总是合理;三是欧阳修过分探求圣人之志,妨碍了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宋代林光朝称《诗本义》“于义未稳”,却被视作讲学者的一面之词,致使《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被忽视。     

郑伯克在云南十年

郑伯克同志是四川省沐川县人,1909年7月出生,2008年3月逝世,享年99岁。离休前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顾问、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1941年6月,郑伯克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带着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从重庆来到昆明,担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从事领导云南地下党工作,一干就是十年。在这十年里,他领导云南地下党创造性地     

一个"量力而行、相时而动"的图霸之君——郑庄公新论

学界历来对郑庄公多有讥评责难,这中间无疑存在着较大的认识偏见。实际上,郑庄公是春秋初年一位具有相当成熟的政治眼光和治国才能的杰出人物,他在一定程度上开启并体现着春秋初叶这一变革过渡时期的历史风貌;也正因为如此,郑庄公成为了《左传》作者正面肯定的对象。这不仅符合郑庄公的实际,而且也表现了《左传》作者作为一位具有进步历史观的历史家的眼光与卓识。     

《毛传》、《郑笺》、《孔疏》训诂术语评析

考述《毛传》、《郑笺》、《孔疏》训诂术语的使用情况,从中可窥探出汉唐八百年间训诂术语由随意性向规范性、单一性向系统性发展的轨迹,从而有助于我们清晰地看到训诂学科在各阶段的发展水平:西汉初期处在重要的发展阶段,东汉中后期已发展到繁荣阶段,唐代则是进一步发展阶段。     

《诗经·邶风·击鼓》本事新证

在辨析前人对《诗经.邶风.击鼓》本事研究的基础上,首先重点考察了“平”字的用法,认为“平”在此诗为“联合”之义;其次结合传世与出土文献,考察了鲁隐公四年卫国“城漕”的可能性。由此认为,《击鼓》产生的本事是:鲁隐公四年(前719年),卫、宋、陈等诸侯第二次讨伐郑国。     

郑伯奇：左翼戏剧运动的先驱者——从“上海艺术剧社”谈起

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郑伯奇是作为资深创造社作家和批评家投身左翼文化运动。为了加强文学对于民众的宣传和鼓动,郑伯奇借助革命文学的背景,率先开始了他的左翼戏剧活动。郑伯奇的《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左翼戏剧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上海艺术剧社和此后整个左翼剧运的行动指南。因此,郑伯奇及其《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对于了解艺术剧社的戏剧主张,以及剧社在我国左翼戏剧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