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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秀、郭象之逍遥义长期独霸魏晋士林,为时人所无法超越.支遁之逍遥新义即针对向秀、郭象之逍遥义而发,并最终取向、郭义而代之.支遁之逍遥新义具有鲜明的社会道德指向,其之所以能够胜出,有三种可能:一是支理才藻奇绝,花烂映发,富于美感;二是支理以人性恶解释向秀、郭象逍遥义,揭示出其有可能造成对社会伦理道德的背离;三是支理对“心”与“性”进行了否定性的剥离,将逍遥从横向的普遍性扭转为纵向的境界提升,使逍遥之境更为纯粹刚拔,从而为思想界注入一股新鲜空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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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对教育的看法服从于他对理想秩序的描摹勾勒。在郭象看来,一个人要想达到逍遥有两个必要条件:适性自足、明王在上。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性与分位,任何想要超越它的“希幸”郭象均不主张。另一方面,只有明王在上,有待者才可得逍遥。在郭象的哲学中,我们能想象的只有万民凭借着圣王的不教之教,在礼乐的范围内,向着自身性分边界内的某些可能进行提升。郭象断然否定了孔子开启的儒家式的教育理念。在郭象的哲学中,教育没有了超越性与批判性,仅仅作为权力与统治的一部分被接纳为可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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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学刊》2016,(5)
郭象哲学对汉代元气论与王弼"无"之本体论的转换,不但消解了万物外在的生成根据,而且宣告了一种新的个体生命意识的诞生。万物个性之"有"无所归因的自然自在,揭示的是生命初始状态的偶在性与独一无二性。万物任性而动的自动机制,彰显的是生命生存模式的率性自由与独立自足。万物适性逍遥与独化于玄冥之境,呈现的是生命境界的个体自得与并存和谐。郭象哲学的个体生命意识不但可视为对晋人个体生命风度的理论概括,其所开拓出的"个体间"关系亦可视为中国文化上的一种新型"群己"关系。不过,郭象侧重把生命意识奠基于个体的自发、自动本性而非自觉、能动心性,导致的是生命精神超越维度的欠缺。同时,在一个玄冥关系已然破碎的现实社会,郭象倡言的生命和谐之境也只能是一种梦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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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军波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14-18,88
郭象对庄子的本根之道作了消解,并对他之前的"无"本论和"有"本论进行了自觉的考察,进而提出了他的"独化"论,并以"有",即具体存在物作为独化的主体。同时,他提出了一个相因范畴。此范畴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表相互参照义,其二是表相互联系义。相因范畴的存在表明郭象的"独化"论并非是在绝对的意义上讲的。而"有"之所以能够相对地独化,则是由"有"的自性,即"有-无"性决定的。郭象的"独化"论是一种具体本体论,它解决了本体之所以能够自本自根的问题,是区别于王弼"无"本论的共相本体论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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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萧登福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52-58
庄子其人,个性好自由不受拘束,思想超乎常人想像之外,笔调流畅,时间、空间及世人的看法所不能拘束,生死富贵也不能束缚他。《庄子》其书,可与《老子》同样尊贵,同样成为道家学术思想之主流,主导了魏晋玄学的哲学思路,影响了佛教中国禅的形成,也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础。而他的让心灵自由(心斋坐忘),更是道教上清斋醮最高修炼法门。庄子其人其书,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至深且广。但庄子其人,有宋人、魏人之争;《庄子》其书,则有真假及篇章多少之辩。今以出土文物及现存史料看来,庄子应为宋人,《庄子》书应为庄子所著,而内、外、杂三篇的形成,则当在魏晋南北朝时,系沿袭晋·郭象之归类而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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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遁对郭象“逍遥义”的批评与承继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邓联合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
支遁对郭象"逍遥义"的批评包括两个方面:从玄学内部看,他抓住并利用郭象言"性"却不严格界定内涵的理论缺陷,颠覆了其"适性"说的立论逻辑;从佛教立场出发,支遁认为,以践行现世伦职为实质的"适性"并不能使人当下逍遥,更不能使人获得解脱,惟有破除"二执",方可达于涅槃彼岸。支遁的批评虽颇具颠覆性,但同时他对郭义所涵括的"分"、"有待"、"无待"、"冥"等重要范畴和观念亦深有承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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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郭象(252-312),字子玄,河南洛阳人,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其主要著作《庄子注》中,他把道家的无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政治学意义上,无为是一种管理谋略,其基本内涵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指一种特殊的、不违反自然原则的有为,其目的还是实现"无为而无不为"的天下大治的目标。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