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玄学的礼学特质

郭象将仁义之礼视为个体自性的内容,通过性本论的建构为礼的合理化存在寻求到形上基础。其基于“依性而为即自为”“安性守分即逍遥”的性分论,展开对礼之教化向度的阐释,基于“神人即圣王”“游外即冥内”的圣王观展开对礼之治国向度的阐释,进而建立一种合乎“自然”的新礼教秩序。其玄学思想体系以政治哲学为皈依,具有明显的礼学特质。     

自由·自然·名教--郭象自由思想之论证逻辑探析

“自然”与“名教”之辩是魏晋玄学的中心议题。郭象对庄子自由思想的有意误读和曲解,旨在论证名教即自然。郭象对自由的论证有严密的论证逻辑:曲解庄子逍遥之义是其逻辑之始,自性论是其逻辑之基,自生和独化是其逻辑之干,自然即为命定是其逻辑归约,名教即自然是其逻辑之果。     

论郭象《庄子注》中的“寄言出意”与“忘言寻旨”——以经典诠释学为视域

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研究郭象《庄子注》,郭象注《庄子》,展开于字、句、段、章、篇、全书等不同的文本意义单位,涉及语义解释、作者原意阐明和哲学意蕴抉发等不同义理层面,带有明显的解喻性质。郭象以"寄言出意"概括《庄子》的论说方式,提出与之相应的诠释策略,即"忘言寻旨"。在"述而作"的驱动之下,"寄言出意"又翻转为郭象自己的义理创新方法。由此观之,"阐发"乃是经典诠释中与"理解"、"解释"同等重要的方面,其中包含"述"、"作"、"为"等不同的要素。经典阐发同时滋养两种相反相成的精神气质:其一,诚之道,尊重经典,自觉地将作者与文本作为经典阐发的约束条件;其二,风流逸气,张扬个体的批判力与创造力。《庄子注》的经典意义还在于,它通过散播于注文各处的思想片断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郭象“性分”思想的矛盾两重性及其评价

“性分”思想是郭象哲学的核心与基础,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郭象“性分”思想统合了先天、不变、必然的“命”与后天、可变、偶然的“遇”,并以“遇”为“命”,强调“性分”的自然而然与理当如此,这就决定了“性分”思想具备先天与后天、不变与变、必然与偶然的矛盾两重性特征。此外,对郭象“性分”思想矛盾两重性的评价也应一分为二。就抽象理论方面说,郭象“性分”思想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及个人身心的安顿;就具体现实方面说,郭象“性分”思想不利于社会阶层的流动及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逍遥游》郭注成疏比较研究

在《庄子》诠释史上,郭象和成玄英是两个重要人物,但对于郭象和成玄英注庄的异同,却少人比较。本文详细分析郭象和成玄英在《逍遥游》注上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色,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逍遥观和自然观上的差异。     

音实难知——魏晋六朝多元解释思想总论

魏晋六朝是中国解释思想的重要转型期。在此之前，西汉今文经学的政教阐释模式使所有解经者都沿看一个路向作或美或刺的主观理解，东汉古文经学又集体转向通过语言解释方法直达圣贤元意和经典本旨的所谓客观诠释。只有到了魏晋，真正个体性的解读才开始在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玄学思潮中依稀呈现，王弼、郭象、嵇康、葛洪、刘勰等人的解释思想和话语，彰显魏晋六朝解释思想的多元祈向与特征。     

“有”“无”之辩与魏晋玄学的本体论问题

玄学中的“无”与“有”这两个范畴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具有不同的意义。按照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理论,只有以王弼为代表贵无派哲学才具备了本体论的思辨能力,而且也常常将本体论与宇宙论混同;而在以裴、郭象为代表的崇有派那里,有无问题仍然是一个宇宙生成论的问题,他们的哲学不具备本体论的特征。玄学的贵无与崇有之争,并非同一层次的哲学辩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哲学在纯粹形上思维能力方面的非自足性。危顾顾     

论魏晋玄学范畴“性”的美学蕴涵

"性"在魏晋玄学美学范畴中特别富有哲学本体意味,从王弼、何晏到向秀、郭象,"性"一直为不同的玄学家所关注.对于玄学美学而言,"性"范畴的本体涵义,相应于魏晋时代的人文觉醒而被赋予崭新的意味,即它由之前主要表示宇宙存在的完满转为人生理想境遇的表达;到玄学成熟时期,"性"范畴标示着对人的生命美感给予终极性精神诠解,因而是一个极具人文蕴涵的美学范畴.     

郭象“神器”观探微

郭象所谓“神器”之含义主要不是(但可以包含)学界所通常认为的“名教”或“国家政治”,而是天下万物之各别的作为本性物的存在。对“神器”观的考辩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去深入分析郭象的玄学思想。     

论魏晋玄学的逻辑发展

汉初儒术"独尊"之时就标志着魏晋玄学所产生的土壤已开始被孕育,魏正始年间王弼的"贵无论"玄学标志着魏晋玄学的初步形成。整个魏晋玄学围绕着"有"、"无"之辩,"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展开和发展,郭象"独化论"玄学是其发展的高潮,到东晋中后期玄学发展趋于尾声。晋末"佛玄合流"是对魏晋玄学的佛教哲学化发展,而隋唐时期的"重玄学"则是魏晋玄学的道教哲学化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