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云南文学的文学人类学思考

新时期云南文学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人类学关注的意蕴,用文学人类学理论解读云南新时期文学有着广阔的前景和深刻的意义.     

生态人类学述略

文化人类学在20世纪初叶就已经开始的对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发展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该学科聚焦于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人类今天所面对的资源危机,是由复杂的经济、社会、人口、制度和政治条件造成的,地球资源的稀缺界限取决于人类的文化,稀缺是一个文化概念。自然资源本身具有多样性,需要人类在文化多样性基础上模塑出人类生计方式多样性,人类生计方式的多样性也必然会创造出利用资源的多元化途径来。因此,生态人类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它肩负的使命是其它学科不可替代的。     

地方性知识与人类学的历史叙述

文章评述了新近出版的王铭铭人类学著作──《消逝的繁荣》,认为它在“异地”与“本土”研究上有突破和收获,但其间仍然存在着“述而不著”的问题,这问题是人类学的“传统”,更是一种流行的“现实”,值得学界警惕和重视。     

重返中国人类学的“古典时代”——重访台头

本文认为 2 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人类学的“古典时代”,在田野方法、理论探索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学术水准。 80年代人类学的恢复与重建及 90年代人类学的复兴 ,均有一个对“古典时代”的接续过程。我们倡导重返“古典时代”,努力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重新认识和评价这一时期的作品 ;二是对这些旧著的调研地点进行学术重访 ,撰写新的田野著述。本文以台头为例 ,对上述诸问题进行讨论 ,以期引起同仁的关注和重视。     

人类学来到中国

1978年,中国一些社会科学学科相继恢复或筹备重建。上海开始酝酿成立人类学会,1979年4月,在昆明召开全国民族研究规划会议,民族学组的一些代表呼吁重建人类学,1980年9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类学学会筹委会,1981年1月,教育部正式批准中山大学建立人类学系,同年5月4日-9日首届全国人类学学术会议在厦门大学召开,会上正式成立中国人类学会,     

人类学来到中国

西方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 民族学也称文化人类学,西方文化人类学最初介绍到中国的主要是进化学派,翻译出版的有摩尔根、泰勒等人的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后,传播学派、历史学派、社会学年刊学派等相继传入。传入比较晚的是功能学派,但其影响较大。有些大学开设了民族学课程。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民族学研究者们曾分别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农村作实地调查研究,出版了一些专著和报告,迄今还有参考价值。1934年冬,由于全国各地区学者们的努力,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会。抗日战争期间,许多民族学学者集中在西南地区,对当地各民族进行调查研究。并办有刊物,发表不少民族学方面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图像时代的视觉人类学研究——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四十八

视觉人类学除去它所包含的艺术和科技的成分之外.反映了人类学一个最根本的人文价值取向,即关注视觉背后的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同时,除了通过影视手段记录、表达民族志或人类文化内客及观念的拍摄和研究,它还应该研究视觉工具与人类视觉力的开发,研究视觉认知与视觉思维、视觉符号、视觉表达、视觉传播及视觉文化的传承模式等,另外,关于视觉文化的社会分层、社会控制、时代意象等,都应该是当代视觉人类学关注的问题.     

视觉人类学的理论视野

将视觉人类学"工具化"、"技术化"及研究对象的不同界定和对视觉研究理论的陌生,导致视觉人类学被"边缘化".视觉人类学的当代研究,不仅需要研究人类视觉文化遗物和通过镜像聚焦和折射的文化视像,还需要直接面对人类活态的视觉文化现象,面时不同群体的视觉表达、视觉传播和视觉行为,研究人类的群体性图像信息、视觉符号和视觉文化行为,关注视觉媒体和媒体革命对文化的影响,考察在现代视党媒体影响下的文化涵化、文化冲突和文化变迁.     

"轩辕",和"有熊"——兼论人类学的中国话语及四重证据阐释

从考古发掘的图像资料与古文献的相关记载出发,探讨轩辕帝与有熊氏的关联:一方面检讨远古"熊图腾"的成因,说明文学与人类学的多元视角和知识视野时追寻远古失落之文化记忆的作用,并昭示其融入国学谱系后的效应,尤其是在"释古"方法上的推动与创新;另一方面也试图经由中国古代的例子,探讨人类学中国话语之必要和可能.     

边缘也是"想象"——读《华夏边缘》

王明珂的<华夏边缘>开创了一种介于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民族史边缘研究"方法,在他的论述中,"边缘成为了观察和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1]穿越历史的时空,王明珂所关怀的是"什么是中国人"的问题,而他告诉我们:要回答究竟"什么是中国人",只有从"华夏边缘"中去寻找答案,凝聚中国人最主要的力量来自华夏边缘的维持,而不完全依赖华夏内部的文化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