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离线”:基于阿诗玛文化传媒化的传媒人类学本土化概念

在民族文化传媒化的研究中,民族文化产业化、文本化、数字化等“客位视角”的研究取向,遮蔽了文化持有者的“主位视角”。以文化人类学视角审视民族文化传媒化,在阿诗玛文化的传媒化观察中,相对于“在场”“嵌入”,提出“离线”的本土化理论概念。“离线”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断开网络、下线等状态,而是多民族文化经由传媒或类似传媒的其他方式,主动或被动离开其生长的乡土,以另外一种样态被重新组织、改编、呈现的过程。通过对阿诗玛文化传媒化四种类型的解析,即原生口语的传承、与毕摩文化交叠的书写传承、民间文学《阿诗玛》整编中的印刷传承和阿诗玛文化网络化的电子传承,探讨人类媒介变迁、并行共存的时代下存在着多民族文化“纯泛互渗”的交融状态。民族文化在空间维度的不断扩散、时间维度的“非线性”过程和受众维度的不断“陌生化”,是“离线”的文化内涵。     

反面神话：科幻人类学简论

科学幻想创造了与现实科技对应的科幻世界。在同远古叙事相关联的意义上,不妨将科学幻想称为“反面神话”,并由此创建从人类学考察这一反面神话的科幻人类学。“反面神话”以现代科技为根基,通过形塑镜像般的科幻世界对人类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其中,与科技关联的一切都被重新聚焦、映射和放大,既作为反观,亦作为预言。通过科学幻想的全球传播,人们开始弃旧迎新,接受科技式的世界观、生命观乃至科技主义的意识形态。于是在宛如轮回的历史循环中,世界进入了复归式的明天。其中,现代人类不仅与神、灵物和英雄渐行渐远,甚至日趋与地球的其他物种相分离。与此同时,被前沿科技“武装到基因”的新人类——“科技人”则在成为有望换届接班的“智神”。人类的未来何去何从？科学幻想不仅对此加以描绘、展示,甚至参与和加速着这一重要进程。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研究综述

虽然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论述性的文字很少,但他以大量详实的材料和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事实,记述了许多重要问题。马克思晚年以严谨的治学方法和不懈的追求精神为我们留下了180万字的《历史学笔记》这一思想丰富的伟大著述,这驳斥了一些人所谓的马克思晚年“慢性死亡说”。虽然内容庞杂,读起来相对费劲,但是这部著作价值很大。因此,笔者对近年来《历史学笔记》的研究情况作一个综述。这里以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的《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为文本依据。     

公交地方立法现状及新形势下立法建议——以国内五大城市为例

为规范和引导地面公交健康发展,各地根据国家上位法和城市各自特点,制定地面公交的地方性法规。当前,地面公交管理和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如公交都市建设要求提高、国家“双碳目标”确立、公共安全和卫生防控升级等,因此地方性法规也面临进一步完善的需要。在此背景下,文章选取国内五个典型城市（上海、杭州、深圳、南京、成都）,梳理并分析各地的地方性法规主要内容,提炼立法重点和方向,为其他城市相关立法、修法提供参考,同时根据地面公交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提出完善地方性法规的相关建议。     

符号世界真实之感从何而来？——文化技术性生产的个体理性认知困境反思

伴随人类社会走向技术勃兴，技治主义已开始由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向文化领域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技治主义深嵌于个体思维逻辑，对社会成员的认知实践产生技术性影响。通过以符号世界为具体分析对象，发现其中存在技术理性思维主导和个体认知虚无问题。个体在技术凝视中进入一种“我思”而非“反思”的形式性思考状态，陷入理性认知的技治主义困境。对此，需要从社会关系层面理解个体认知实践本质，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技术叙事的真实参照。从意识形态角度审视技治主义，警惕其对民众日常生活的过度渗透。     

参照群体、相对位置与微观分配公平感:都市户籍移民与流动人口的比较分析

本文详细考察和比较了都市户籍移民和流动人口分配公平感形塑过程中参照群体选择及相对位置效应的内在逻辑，揭示了社会比较机制的具体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在报告分配公平感时，户籍身份成为都市移民选择参照对象的制度性基础，拥有都市户口者方可成为户籍移民的参照对象，而流动人口的参照群体更为开放和多元，倾向于与所有都市常住居民进行比较。与此同时，即便考虑到社会网络结构、迁移时长、迁移世代等因素，结论仍具稳健性，来源地居民均不会被二者视为参照群体。另一方面，实证结果显示，相对位置距离对分配公平感的形塑作用之于户籍移民和流动人口并无显著差异，同时呈现非对称性特征：参照优势地位者体现了“平等主义”心态，参照劣势地位者则表现出“损失厌恶”的特征；相对位置距离的拉大给参照劣势者因损失带来的厌恶情绪大于参照优势者因获益而产生的满足感知。     

时间的构成与认知:杰尔的时间人类学理论内核述论

人类的时间观念何以异同是人类学时间研究的一个基本论题。对时间构成与时间认知的理解则左右着人类学家们对此论题的探究。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杰尔在继承与批判既往人类学家之时间论的基础上，综合多学科知识，析分出了作为事件之先后次序的客观时间（“B系列”时间），作为过去、现在、未来意识的主观时间（“A系列”时间），以及由主观时间模拟客观时间而生成的时间地图，并基于三者关系构建了一种普世的时间认知机制。杰尔认为，人类的时间认知作为人类基本认知机制运作的一种附带结果，在机制上具有普同性，而时间地图的内容则会随着人类经验与实践而变化，因此，人类学的时间研究应以时间认知机制之普同性为基础，注重探究时间地图之内容差异的社会文化根由。杰尔对时间的构成与认知的讨论是其时间人类学的理论内核，本文对其由来、内涵与缺陷进行了述论，以供后续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