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市化中的科技促进和人文传承

未来几十年是中国城市化的关键时期,城市化水平将会逐渐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城市化战略应该综合考虑大城市和小城镇的优点缺点,不仅考虑经济因素,也要考虑社会、科技、文化等因素。应该注重发展大城市和受其带动和辐射的小城镇共同构成的都市圈。发展都市圈的关键是建立其内部的有机联系,这样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上的产业聚集协同效应,还有科学技术上的促进作用以及伴随农民市民化的传统人文精神的稳步传承和现代价值理念的培育,从而增加长期经济增长潜力。     

我国都市圈的识别及类型划分

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空间形态,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是我国经济发展活力与潜力并存的区域,注重城市群建设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要求与重点任务。都市圈是城市群的基本构成单元,推进我国城镇化质的提高及实现乡村振兴均需以都市圈为基础载体。培育形成通勤高效、一体发展的都市圈,对于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以我国都市圈为研究对象,通过选择中心城市,重新界定我国的都市圈,经测算我国基本形成24个都市圈,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分别有9个、 5个、 6个和4个;从城市功能的视角,采用熵值法对都市圈进行类型划分,可分为成熟期、成长期、发育期及萌芽期。     

基于3D视角的京津冀都市圈经济空间分析

优化都市圈的经济空间有助于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基于2009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经济密度”（Density）、“经济距离”（Distance）和“经济整合”（Division）的“3D”视角,应用因子分析法来研究都市圈的经济空间格局。结果表明：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密度呈现一体两翼,经济距离环状递减,经济整合高度集聚,整体为阶梯式发展。最后从公共制度、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针对性的激励措施等方面提出适应于“3D”特征的城市发展政策。     

美国加利福尼亚都市圈对中国的启示

正目前,世界上公认的五大世界级都市圈为纽约都市圈、伦敦都市圈、东京都市圈、巴黎都市圈和北美五大湖都市圈。它们已经成为当地人口最密集、经济最活跃、最富有竞争力的地区,是所在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枢纽和参与全球竞争的制高点。     

可持续城市: 都市圈与生物圈的双重管理

从系统控制论和城市生态学的角度看,城市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区域系统,它和周边的农村集镇以及其他城镇构成了一个更大范围的,互动辐射都市圈层或城市地带。对城市生态的管理当然也绝非仅仅是中心城区的单一管理,而必须从整个都市圈区域进行规划管理。同时,在城市生态系统循环中,生态发展的管理也不能仅限于对环境要素的单一管理,而必须将环境循环圈和人口、资源以及经济循环圈作协调统一的整合控制。因此,一个完整科学的城市生态发展,必然是在较广泛意义上进行的都市圈和生态因双重规划管理,这便是本文试图阐明的新发展理念。本文首先较系统剖析了当前我国城市生态恶化的主要趋向,然后提出了建设可持续城市的新生态发展观,最后从“制度创新”、“行动创新”、“组织创新”等层面论述了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方案。     

省际交界地区的发展困境及形成机制研究——来自设立重庆直辖市的经验证据

2022年发布的《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明确将四川广安纳入重庆都市圈，在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同时，也将在省际交界地区一体化发展上先行先试、大胆探索。省际交界地区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较为突出，由于边界两侧城市在行政归属上存在差异，地区间政策协调存在较高成本，不利于构建高效的区域合作机制，受到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影响，难以形成区域性统一市场。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省际交界地区陷入增长困境，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洼地”。省际边界是否会阻碍省际交界地区经济发展?又借由何种影响机制发挥作用?理清上述问题，不仅能为建设跨省域都市圈提供有益参考，对实现共同富裕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1997年设立重庆直辖市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66个城市1993—2020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合成控制法构造反事实对照组，通过对比出现“重庆—四川”省际边界后实验组和反事实对照组经济发展路径的差异，评估省际边界的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设立重庆直辖市后，位于“重庆—四川”交界城市的发展路径显著低于反事实对照组所反映的情形，进行安慰剂检验、稳健性检验以及排除竞争性假说后，文章的结论仍然成立，证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位于省...     

产业升级对共同富裕的非线性影响：以长三角为例

文章运用2012—2019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共同富裕水平的非线性机理，并使用变系数模型探索长三角各城市与都市圈演化特征与区域差异。研究发现：长三角的共同富裕水平表现为由以“南京—上海—杭州—宁波”为转折点的“Z”字形区域为中心向邻近城市递减；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共同富裕水平具有促进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相较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更大；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共同富裕差距存在区域差异和都市圈差异。     

广深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与空间格局研究

以广州与深圳2大都市圈为例，从创新驱动、经济协调、绿色可持续、成果贡献以及开放共融5个维度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聚类分析、经济联系度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进行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与空间格局探究。结果表明：(1)2019年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态势较好。高质量发展水平地区分布不平衡，城市发展质量较高的大部分位于中部地区，而东西部高质量得分较低。(2)深圳在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协调发展中位于第一，广州在绿色可持续发展中位于第一，东莞在成果共享发展和开放共融发展位于第一；位于偏远地区的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会相对优于核心城市。(3)将广深都市圈按照高质量发展水平分为4类，其中类型Ⅰ为深圳，类型Ⅱ为东莞，类型Ⅲ为广州，类型Ⅳ包括韶关、汕尾、清远、河源、佛山、肇庆、云浮。     

毗邻地区社会治理一体化的现实功能、创新探索与实现路径——以南京都市圈为例

南京都市圈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域都市圈,如何推动行政毗邻地区社会治理一体化是都市圈建设的一项重要议题。推进毗邻地区社会治理一体化,对于落实国家发展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公共事务治理、实现社会互融共促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南京都市圈“浦口-和县”社会治理一体化的案例分析,认为其在党建引领治理合作、搭建技术平台、健全完善运行机制等方面形成了较好的实践经验,主要是因“浦口-和县”在治理基础上拥有相同的历史文化,在治理需求上面临共同的社会问题,在治理机制上遵循多重的运作逻辑。通过上述分析,认为应采用系统化思维方式,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及南京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从规划制定、队伍建设、数据治理、平台搭建、主体参与、文化认同等6个层面协同推进行政毗邻地区社会治理一体化,提出应制定跨界协调规划、组建专业人才队伍、持续加强数据治理、搭建治理实体机构、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增强跨域文化交流,最终实现“纵向联动无断层、横向协同无缝隙”的社会治理一体化形态。     

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更为明显。在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将集聚理论纳入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与城市宏观数据，研究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城市人口集聚通过个人收入、职业匹配与公共服务等集聚收益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通过工作压力、城市房价与交通拥堵等集聚成本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综合来看，目前我国城市人口集聚仍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二，城市人口集聚对城市户籍劳动者、高教育水平劳动者与体制内劳动者的就业满意度提升更大；相比人口高度集聚城市，人口中度集聚城市的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三，基于集聚经济理论“空间发展钟形曲线”，都市圈空间不平等表现为经济一体化的集聚阶段或分散阶段。相比经济一体化分散阶段的都市圈，处于集聚阶段的都市圈，城市人口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