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历史思想

屈原具有深厚的历史思想,在中国史学史上本应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我们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却没有给予其足够的重视,对于其历史思想鲜有提及。屈原的历史思想主要表现为:反天命、重人事;主张历史在变化中向前发展;重视以史为鉴;具有浓厚的君主论。     

《史记》对士之弘毅精神的继承和阐扬

弘毅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一项光荣的传统。《史记》中凡有着崇高人格、不朽功业的人物形象,无一不具备这一精神特点。"士不可不弘毅"最重要的凭藉是士之知识和技能,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将士之具体固定的职事责任,上升到精神领域,坚持信念、情操,充当社会理想典型。     

民国时期的考据学风与其兴盛之原因

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学的发达以清中叶为最.民国时期,考据学经过晚清的衰颓,一度振兴,几乎笼罩了整个国学领域,以至于文科教学与学者个人的治学方向都深受影响.民国考据学风的盛行,并非突兀而起,而是由内因外缘交织而成.从学术渊源来说,民国考据学无疑是对乾嘉考据学的继承与发展;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学术潮流的注重实证与国内科学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恰为民国考据学风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机遇.     

元好问在东平的活动及对文化的贡献

元好问在东平的交游、执教活动 ,不仅推动了雅俗文学的交融 ,开启了元明清俗文学发展的新风 ,而且培育了大批的元初栋梁之材 ,推动了以儒治国的进程 ,推动了元蒙上层建筑的发展。元好问在东平的活动对金末元初的文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浅析《论语》中士与道的关系

《论语》中"士志于道"是"士"鲜明的品格,这种品格亦可看作士的基本属性。士不同于一般社会成员,他们能超越自身经济地位的狭隘限制,而有坚定执着的志向。概括地讲,这种以道自任的精神表现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襟、强烈的参政意识、严格的道德自律。而其中士与道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为了道,士应该不计较自己的富贵贫贱,不贪图物质生活的享乐;为了道,士应该不计较个人的境遇是否顺遂;对"士"来说,"道"重于生命。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重译是"操纵"的必然

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其经典代表作,我国1943年出版了第一个译本,建国以后各种重译本层出不穷。"操纵学派"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同时代的诗学、意识形态以及赞助人等内、外部因素对译者的操控造成的,名著重译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和而不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三重属性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政治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人类对国家治理的探索已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诞生意味着重要的历史突破。与现代国家形态和现代国家原理相适应,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有其独特的制度、机制和要素。本文试图构建理解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三重属性"框架,即从一般属性、国别属性和任务属性来理解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通约性和差别性。本文的结论是:第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是没有终点的,它永远处于改进和调整之中。"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终结"与"历史的终结"一样都是虚假的命题。第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般属性、国别属性和任务属性都是同等重要的,过度强化某一属性都会导致政治教条主义。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在以上三重属性的组合中展现出了政治文明的多样性。     

《最蓝的眼睛》中二重组合的成长主体解读

在小说《最蓝的眼睛》中,托尼·莫里森创造性地运用了成对的成长主体和并置的叙事结构,以此在形式、内容及意义上突破了传统成长小说的框束,向读者展现了活生生的黑人女性艰难的成长历程,同时也使成长小说这一文类更加繁复且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     

浅析时轮历中的“三种日”理论

时轮历是藏族天文历算的核心部分,"三种日"理论则是时轮历的基础。从太阳日与太阳的周日视运动、宫年与太阳的周年视运动、太阴月与月亮视运动三个方面论述"三种日"理论所体现的藏族天文历算之天文观,分析该理论所体现的以太阳和月亮为典型代表的天体运动规律,根据太阳日、太阴月和宫年之间的关系分析藏历历法中重日、缺日和闰月的设置思想。太阳日与太阴日之间日序的相互配合产生了重日与缺日这种藏历中独有的结构,重日与缺日的积累便形成大小月份,闰月则是按宫月与太阴月的配合关系产生,闰章为65年24闰。     

反思二重证据法的局限——兼论多重证据法的演变之必然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20世纪文史研究方法论上的重大革新,但也有其时代局限性。本文从二个方面对其局限性进行反思,并由此探讨多重证据法演变的必然性:第一、二重证据法融汇西学的科学证明之学,开启了史学现代实证的先河,但后来却走向过分追求实证、证而不疏的极端,由此,必然向三重证据法的跨文化阐释演变。第二、三重证据法沿袭中国古代金石学的传统,仅把"地下之新材料"局限于出土文献,反映出中国文史研究的文字中心主义局限,因此,四重证据法突破文字的樊笼而把实物和图像作为证据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