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召唤性——小说《宠儿》写作艺术初探

文章从接受之维对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长篇小说《宠儿》文本中的空间形式、双重情节结构的巧妙整合、叙述语言的含蓄多义、艺术形象的丰富多变共四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从而透析了这部小说无限深邃和宽广的内蕴和巨大的召唤性。     

人本理论中的约拿情节与英语阅读心理障碍的关联探究

阅读过程主要是读者的心理变化过程。人本理论中马斯洛提出的约拿情节关注阻碍人类实现自我实现的负面因素。本文将约拿情节与英语阅读教学活动相结合,具体分析了在阅读活动中学生因约拿情节的存在而产生一系列心理障碍,同时提出对阅读教学提出了改进的建议。     

论清代“红楼戏”对原著情节内容的取舍

在我国古代,小说对戏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明清时期,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小说中的故事为依据而创作的传奇、杂剧,便成为其时剧坛上的主要剧目.然而,戏曲改编小说并非易事,它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戏曲演出时间与小说叙事时间上的巨大差异,小说所容纳的故事长度是戏曲很难达到的,这就需要剧作者在根据小说进行再创作时,对原有题材能够做到有目的取舍.清代"红楼戏"改编<红楼梦>小说,对原著的情节内容主要采取了"由人入手"和"由事入手"这两种取舍方式,本文就围绕这一问题来作一粗浅的探讨.     

作为叙事的电影——谈电影作品艺术中的叙事艺术

电影不仅是造型艺术,更是叙事艺术。本文以文本叙事学、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从电影叙事的情节模式、画外音叙事以及作者干预三个方面,以张艺谋、王家卫近期新作为例,进行初步探讨、证明:不化是主叙事电影还是“淡化情节”的作品,叙事都是电影作品成败的关键所在。     

论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内涵应当包含“评价要素”,对于特定事实,证明责任承担者所举证据仅需要达到说服法官相信事实可能成立之程度。分配证明责任应当遵循证据所持、证据距离与诉讼效率等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未将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区别对待,对公诉机关和法院的证明责任规定也不尽合理,更未规定证明责任转移规则。为最大程度实现量刑公正,应尝试对我国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体系性完善,合理规定控方、被告人与被害人的证明责任,对立功、认罪认罚等量刑事实创设证明责任转移规则。     

浅析我国刑事诉讼中未成年被告人的弱势地位——以一起真实案件为例

在我国刑事诉讼职权式审判的模式下,对被告人尤其是未成年被告人的保护显然是不甚健全的.本文旨在通过对一起真实案件及其庭审瑕疵的分析,陈明我国刑事诉讼现存的基本刑量刑偏重、酌定情节考虑不周、未成年被告人权利意识淡薄、刑事辩护律师取证困难等问题,以期通过未成年人全面调查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中的贯彻得以解决.     

受贿罪成罪标准问题浅析

受贿罪的成罪标准在单一具体数额与抽象数额之间摇摆不定,单一的数额标准不能反映受贿罪的本质属性,亦限制了受贿罪对象范围,不利于有效打击受贿犯罪。《刑法修正案(九)》把受贿罪的单一数额标准修改为“数额与情节”双重标准,具有很大合理性,但又出现立法标准模糊不利于司法实践统一判决的问题。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新的出路,但仍需在司法实践中探寻指导性案例发挥作用的具体制度设计,方能有效应对司法实践所面临的问题。     

许霆案中的法律解释问题

为探究作为典型疑难案例许霆案的产生原因,详细分析了许霆盗窃罪定性和量刑变化的法官解释。分析认为:混乱的法律解释体制是许霆案所隐含的诸多司法制度弊端产生的深层原因,诸如许霆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违背受害人意志、是否具有秘密性以及可否适用刑法第63条第2款量刑处罚等问题,都对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产生了较大的质疑和冲击。许霆案的司法实践表明,中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已经面临着必须重构的历史课题。     

量刑建议权的理论基础与价值基础

量刑建议权是一种基于刑罚请求权的司法请求权,是公诉权的下位权能。合宪性与合法性、法的发展、人权保障以及现代刑事诉讼原理是量刑建议权的理论基础。量刑建议权的本体价值是实现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目的价值是追求诉讼经济与司法效率。     

《红楼梦》情节的"对照美"--以贾瑞挨整与薛蟠遭打的对照为个案

"犯而不犯"是明清人对"犯"与"避"这一对待性范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的界定,当时的小说评论家们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创作方法的审美功能.<红楼梦>中贾瑞挨整与薛蟠遭打这一对情节,也体现了这一对范畴的辩证关系,具有"对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