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与地图”教学中的计算问题

地理是一门综合性、渗透性很强的学科．自然地理学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知识联系较多，而人文地理学则与政治、历史等学科的知识结合的较紧．也正因为如此，古人形容某人知识渊博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上知天文，下识地理”．在实际的地理教学中，如果地理教师注意的话，就会发现有不少学生对自然地理部分中涉及“地球与地图”的计算总是不尽如人意．     

简论徐敬德的认识论

韩国哲学家徐敬德,在韩国的性理学发展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徐敬德的气哲学是对张载、邵庸和朱熹思想的继承和改造.格物致知,重思考,但不能正确处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重视对"终极真理"的追求,但以自己无疑惑为最高境界,显然脱离了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     

试论黄老、佛、玄三学的鼎立与交融及理学对武术气功发展的影响

文章在论述了儒、道、佛三学的鼎立与交融过程中所呈现的特征后指出,三学在发展中对武术、气功产生了或利或弊之影响.相较而言,儒、佛对其有一定积极意义,而道学则起到了主要是思想上的消极作用.文章还探讨了宋明理学的产生对武术、气功发展的影响,认为自新儒学产生以后,武术、气功向系统化、科学化、实用化迈出了一大步.     

论理学工夫的本质

工夫或工夫论是宋明理学重要组成部分,工夫的中心任务是实现气质之心与绝对天理的统一.最重要的工夫是敬,敬以心理合一为分界线.合一之前的敬叫做未发之敬,合一之后的敬叫已发之敬.未发之敬,虚心以待天理,这便是涵养.已发之敬,便是不断地省察,从而巩固心理联盟.心理合一的工夫,又分别叫做笃信、立志、诚意等.敬而生信,在笃信活动中,人们将外在的天理转化为内在的道理,从而实现由外向内的转折.信以发志,在立志活动中,人们将对天理的认知转化为践行,从而实现由知向行的转折.这些转折活动,实质上是变化气质.诚意便是变化气质的工夫,诚意的内容是将不可靠的气质改变为可靠的气质,气质活动因此合理.人类行为因为符合天理而获得了合法性.心理合一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从自然性生存转化为超越性的生存.     

“信朱子不如信饶氏”——陈栎、倪士毅四书学对饶鲁的接受及意义

元代新安理学家陈栎、倪士毅四书学深受被认为“多不同于朱子”的饶鲁影响,以至于被史伯璿判为“信朱子不如信饶氏”。他们认为饶鲁之说“多有好处”,大量直接引用饶说,包括引其新奇之说,与朱子相对之说,或为使饶说与朱子说相协调而对饶说“改易字面”,或强调与朱子不同之饶说属于“宜知者”。史伯璿认为他们于饶说“口虽非之,心未尝不是之”,或暗主饶说之意以批评朱注,或删润饶说以为己见而求合于朱注。当然,对饶说过于新奇或针对朱子的激烈之见,他们亦删除之。比较来看,胡炳文、陈栎、倪士毅对饶说态度虽大体一致,然亦有小异。元代前期新安理学深受饶鲁影响这一客观而隐秘事实之存在,有助于反思视元代前期新安理学为朱学门户株守者这一流行看法,更新对宋元朱子学演变脉络的认识。     

张浚、张栻的生平、学派和思想特点

张浚、张栻父子创建的蜀湘学派,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影响。他们在两宋之际,适应时势的需要,立志报国,共济时艰,不仅在抗金战场上建功立业,而且著书立说,出入理学的师承门户,积极倡导实学实用、经世致用,与理学颇有不同的事功思想。张浚、张栻的"门人"很多,包括后来生活在南宋中期的浙东事功学派,都受到他们的影响。     

章太炎“新四书”的建构及其晚年的国学观

章太炎晚年提出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组成“新四书”,作为“十三经”之总持、国学之统宗。“新四书”体系的建构,意味着打破程朱理学的“四书”体系,回归于原始儒学,并对阳明心学有部分认同。之所以反对程朱的“四书”,是因为《中庸》《论语》《孟子》三书包含了“性天”之类“超人格”言论,与西学影响下现代哲学、史学、科学相近,而与原始儒学的“修己治人之道”有所不符,故而必须被取代。章太炎作为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和国粹派的代表,他的新“四书”体系及其晚年的国学观,对于当下重新思考儒学或国学的承继仍有其参考意义。     

朱熹为重建家族制度进行的合理性辩护

朱熹在建立了理学思想体系的同时,着手重建家族制度。为了完成这一社会实践任务,朱熹从三个方面对重建家族进行了合理性辩护:其一,从天人一体的本体论高度,论证天下一家理想社会的合理性;其二,从个人道德修养的角度,要求每个家庭成员以事天的虔诚与恭敬孝敬家长,从而为家族建设提供情感依据;其三,从生死观的角度讨论孝亲的合理性,以及重建家族制度对于每个家庭成员而言的终极意义。     

方雪梅教授

方雪梅,1972年11月生,博士,教授,安徽宿州人。1995年7月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士学位;2005年7月获陕西师范大学理学硕士学位。2010年7月获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理学博士学位。2011年10月晋升为教授,现执教于宿州学院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李光地对陆王心学格致论的融摄

"格物致知"的概念出自《大学》。在唐宋儒学复兴的背景下,"格物致知"经过宋代二程、朱熹等理学家的发掘与阐释,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内涵,成为宋明理学认识论、工夫论与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议题。而李光地作为清初重要的朱子学者和朱学领袖,格致论既构成了其理学思想中富有特色与创造性的一部分,亦是其融摄陆王心学的主要方面与典型表现之一。在对"格物致知"文义的解释上,李光地受到陆九渊特别是王艮的影响,偏重以知本、知性明善言格致。在对格物致知内涵和方法的理解与诠释上,李光地着重突出了格物的道德属性与伦理优先性,相对抑制了对于客观事物之理的关注,从而缩小了格物的范围,减弱了格物的知识性与认识论意义。同时,他还肯定了王阳明恢复《大学》古本的主张,并提出"《大学》之宗,归于诚意"的观点。由此可见李光地对陆王心学的融摄是深刻、系统且多方面的,是基于自己的理解、体悟而做出的批判性吸收与折中,而这正是其建构自身理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