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层面认知朱熹思想在中国及徽州的影响和地位

朱熹，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中期的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全面继承了传统的儒家学说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和需求，将北宋末年已初具规模的儒家新学说“理学”理论与我国另一传统理论“道家”学说和西方（印度）传人的“佛家”学说融为一体，成为集儒、道、释学说为大成的“程朱理学”。     

略论熊赐履的理学思想

熊赐履是清初孝感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亦是一位理学大家。本文认为,他的理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重主敬、推崇躬行和“崇正黜邪”三个方面。熊赐履以朱熹理学的传承者自居,著书立说,大力弘扬朱子理学思想,竭力捍卫理学的独尊地位,在清代具有重要影响。     

试论杨时理学思想中的佛学倾向

杨时以诚为核心,赋予诚意直心、忠信、自然随顺天道的内涵,反对私意,争胜急利之心以及权谋机巧,并将诚意上升为天道,以天道自然说明人道自然,其范围并未超出传统儒家论"诚"的框架.杨时的思想基点是儒家思想,他对佛的批评与认同都是从肯定儒家学说的意图出发的.杨时是儒家思想忠实的拥护者.     

理学官僚杨锡绂与18世纪理学经世

关于18世纪理学的发展,特别是理学与经世的关系问题,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本文以理学官僚杨锡绂为引,试图对以上问题,以及理学与18世纪中国的发展走向等问题作出初步的回答。     

吕槽与关学

吕柟是明代中期关中地区的著名理学家,长期以来,其学派归属问题在学界聚讼不断.本文从其生平与学术生涯的探讨入手,进而辨析了学界对关学概念的不同界定,提出应对关学作三层划分,吕柟虽然是关中地区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但其学不属于张载的关学学派,而来源于薛瑄河东学派之程束理学.     

朱子学·理学:唐宋变革与明清实践

理学的形成可以说是宋代最为重要的历史特征之一,然而到了近现代,理学竟然成为最为人们诟病的文化传统。从学术的层面来思考,人们往往把宋代理学的研究引入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因为随着近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引进,理学的研究被划入哲学研究的专业范围,而历史学的研究,又往往被断代史的分割而无端阻隔。从完整的意义上说,宋代理学应该包含道德倡导与社会构建的两个部分的内容体系。经过元明清历朝政府的改造与制度化实践,宋代理学中所拥有的社会批判精神逐渐消失,作为皇权政治的附庸文化角色则得到空前的加强。而宋代理学中的关于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的部分,较少受到政府制度化的影响,因而得到了比较良好的实践与传承。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不能对于宋代理学所提倡的具有社会和谐意义的家族制度等视而不见和全盘否定。     

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及检讨——以宋儒范浚“婺学开宗”形成为中心的考察

范浚的《心箴》在南宋除受朱熹赏识外,其他罕有所及,吕祖谦甚至对此颇为不屑;元人视阈中的范浚以“文学”而非“道学”显;范浚在明清被塑成理学家,还一跃为“婺学开宗”,归因于婺学传统重建、王学冲击、嘉靖帝御注《心箴》等力量的助推。若以思想史论衡,范浚之学近乎朱、陆,与吕祖谦、陈亮的经制事功有别,亦未能开宗立派,故实难当“婺学开宗”之名。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以及理学乡贤能否进入这一谱系,不独取决于个人学说的殊胜性,还受到学派门户之争、政治权力、现实关怀等诸多非思想因素的干预,后者严重削弱了学术史的真实。地域理学文献及理学谱系不足以作为地方学术史研究的最终依据。     

王阳明心学思想中非理性之维对德育的理念启示

在传统德育乃至现代的形式化德育当中,程朱理学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侧重点在于理性至上,强调理性对于个体单向的塑造,从而导致理性愈来愈成为异己的、强制的力量。而王阳明心学在不忽视理性的前提下,给予了非理性因素应有的地位和重视,落实到德育领域,非理性之维更是实现道德有效性的途径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今天的德育提供了理念上的启示。     

从程朱理学看开放与封闭双氛围下的翻译主体间性———林纾译《黑奴吁天录》翻译现象

生活在以“半开放半封闭”为鲜明时代特点之清末——民国初年的林纾,以其不懂外语而与其他译家共同承担翻译任务,并采用“大胆”的翻译策略而一直以备受争议的身份存在于译界与读者视域之内。不懂外语,便无译者主体性吗？采用“大胆”翻译策略,皆因译者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与“诗学”的双轭制衡而体现译者的“伪主体性”吗？身为译者,林纾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以“一仆二主”（译者从属于原作者与读者）为前提,或以实现译者主体性与作者主体性及读者主体性“良性沟通”为体现吗？上述问题,对于研究时局发生鲜明、剧烈动荡的清末——民国初年间“开放与封闭双氛围”下之翻译主体间性具有积极意义。为更深入研究清末——民国初年这一开放与封闭双氛围下的翻译主体间性,文章立足于清末——民国初年这一超文本语境变量,以林纾及其译本《黑奴吁天录》为例对翻译主体间性进行探讨。     

论《封神演义》中文王、武王形象的理学文化特征

《封神演义》中的文王、武王形象是儒家“内圣”人格理想的艺术化身,作者淡化其雄才大略、开国武功,而着重刻画其忠心事主、不尚武力的另一面,从而使他们的形象及其所负载的君道观念具有鲜明的理学文化特征,呈现出以君主道德为历史兴衰与王朝兴替的决定性因素的思想倾向。这与宋明理学对伦常道德的大力倡导,对君主“心术”的极端强调以及对帝王理想人格的设计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