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女子缠足的文化因素探析

两宋时期是缠足行为快速发展的阶段。缠足在两宋时期的快速发展，与两宋儒学复兴、程朱理学形成、宋词风靡等特有的文化因素密不可分。在这些特有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两宋时期的缠足呈现出足式纤直、缠裹自愿、停留在有闲阶级等诸多区别于后世缠足的特点。     

援"理"入医,医"理"圆融——以朱熹等中医哲学思想为例

中国哲学与中医学的"互动"突出体现在医学与理学的彼此促进、互相发明上.朱熹是引医入"理"的代表;朱丹溪、赵献可等是援"理"入医的代表.理学对医学的影响不仅仅是理学概念之医学"植入",更关键的是理学治学方法在医学上的运用.援"理"入医、医"理"圆融,是五大因素的共同作用.     

金元时期内蒙古的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

内蒙古地区在金代时期文化较为发达,有汉族、女真族进士17人,尤其是大定府出现了郑子聃、赵之杰等文人。元代有所倒退,有成就的蒙古、色目各族文人都属离开蒙古草原迁徙他地者。女真族彻底汉化与蒙古族坚守民族本位是造成内蒙古地区文化变化的主要原因,同时也造就了二者不同的命运,在保持民族本色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之间需要保持平衡。     

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

元代建立之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以捍卫其作为"道统"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方广大地区扩展,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元代书院的教学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宋明文人异调组词刍议

作为组词的一个类别,文人异调组词产生于南北宋之交而发展于明代:结构形式从最初的松散组合到相对完整明确,题材有所扩展,戏剧性因素相对增加。文人异调组词的产生与发展并非偶然现象,而是诗词曲三体文学并行发展和交互作用的结果,表征了出位之思在词的风格之外尚作用于其形制的嬗变。     

论祁寯藻与晚清理学：以同治朝修国史《循吏传》为中心

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久为学界关注,如倭仁等代表性人物已得到许多讨论。但是,理学复兴仍有复杂面相值得开掘,存在着时势、人事和制度等多种因素的交互。晚清其他朝廷重臣与理学复兴的关系不可忽视,如祁寯藻同治初年位居帝师,其施政作为有倡导理学之意。他于同治二年上奏澄清吏治,请求清廷纂修国史《循吏传》,并影响到该传的写作。祁氏影响下的国史《循吏传》取材理学著作《学案小识》,表彰具有理学思想背景的地方官员,体现出祁寯藻倡导理学的用心。祁氏学兼汉宋,同治初在朝与倭仁等理学名臣多有交往,呼应清廷上下推动理学的时势,以修史为举措,希望用理学振兴地方吏治。祁寯藻奏请纂修国史《循吏传》一事,提供了理解晚清理学复兴在实际政治层面运作的具体例证。     

贯通形上形下的努力——试论真德秀对朱子理学本体论的发展

真德秀的哲学本体论与朱子理学有明显区别。其“道”是自然规律,主要体现为天时与地利;其“理”是必然与应然的统一,必然是因果,应然是中正标准;其“太极”追求乾元与吾身的一体,集中体现了他贯通形上形下关系的努力。其“气”范畴具有阴阳之间感应、人赖以生存的条件、生命现象和人的精神等多重含义;其“器”范畴包括人的才质和独立人格等含义;其“物”范畴则具有客观对象和人的创造与实践成果等意义。真德秀专门讨论形上与形下二者关系时,既认识到“道”、“器”不可分,同时又强调“道”、“器”不相混。在“理”与“物”的关系中,强调二者未尝相离,以论证社会规范与自然规律的统一,避免了“理”独立于“气”的概念虚化之弊。     

明代诗论中的易学命题--“富有”、“日新”的理学诠释与诗学影响

《周易?系辞》所说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是一个被不断赋予新内涵的理论命题。张载、朱熹的阐释表现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渗透到文学领域,成为明代文学复古派诗论的重要理论支柱。何景明和王世贞多承张载之说,强调“义理一贯”以简化法度,李梦阳和李攀龙则多沿朱熹之论,看重“藏用”和“显仁”的辩证关系,坚信“变化”、“日新”是循序渐进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