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在宋代理学的地位重探

如所周知,宋代理学的道统是由朱熹所建构。从此以后,濂、洛、关、闽之说深入人心。其实周濂溪本无籍籍名,只因为朱子欣赏他的《太极图说》,又因为他在二程年轻时做过他们的家庭教师,于是被尊为宋代理学的开祖,此后并无异议。然而程伊川作《明道行状》,却说他泛滥于诸家,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道也说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可见洛学才是真正的正统。张横渠的情况最为令人困扰,在行辈上是二程的表叔,但门人作行状谓横渠学于二程。虽为伊川所弹正,却已形成先入之见,不易改正。当代又因横渠喜言气,而比附于唯物论,徒增缭绕。一直到牟宗三先生著《心体与性体》,阐明横渠的思想“天道性命相贯通”,有超越层面。又指出明道一本之论与伊川理气二元说有重大差别,朱子继承的是伊川的形上学,这才得以正本清源。然还不免重点过分放在心性论而旁置宇宙论,对横渠思想的诠释尚有一间之隔．有待澄清,故有本文之作。     

宋代文人与《般若心经》

佛教经典《般若心经》在宋代有新的译本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宋代理学的心性说、本体论及宋代理想人格的建立都从《般若心经》汲取了思想养料。《般若心经》的空幻观影响文人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方式,宋诗虚静的艺术境界和创作心态、空灵的表达方式都与色空观有密切关系。     

文理学人

赵惠霞（又名赵玲）,女．1963年10月出生于陕西宝鸡市。1982年9月至1986年7月,在宝鸡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86年7月至1993年7月,在宝鸡卫生学校从事语文教学兼校办文秘工作．     

周敦颐人生态度的儒学意蕴——兼与劳思光先生商榷

周敦颐作为理学开山,虽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但其主导观念则是儒家学说。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同样也体现在他的人生态度上。那种认为他思想为儒,生活为道,或谓其生活非一圣贤型儒者之生活的说法是偏颇的。应还原他儒学宗师的真实形象。     

张栻《论语解》的学风旨趣与思想意蕴

张栻对二程推崇备至,书中大量引述和发挥二程之言,宗奉二程的特点十分明显。同时,张栻对《论语》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表现出专注于阐发义理、追求义理连贯和意义圆通的特色。再者,《论语解》是张栻依托《论语》而大量发挥其理学思想的著作。在解说过程中,张栻将其理学观念熔铸于《论语》文本之中,赋予《论语》以鲜明的理学色彩。     

山西翼城乔泽庙金元水利碑考——以《大朝断定使水日时记》为中心

山西翼城乔泽庙内现存金元时期水利碑刻3通,《大朝断定使水日时记》刻于《大金绛州翼城县武池等六村取水记》反面,主要记述了金元交替之际,发生在当地的水利争讼,为阐明金元交替期的山西社会和水利制度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资料。文章从政治史、地域史、水利史三个研究视角出发,着力对其进行详尽的分析,指出这块碑刻的重要意义。     

新道统论法哲学与现代中国法学的兴起

现代中国的知识场域正在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其深刻性之根本要义在于,我们正在迎来一个以法学为新的知识轴心时代。从中国思想的长程历史视角来看,这个法学时代将是继子学时代(先秦)、经学时代(秦汉至两宋)、理学时代(两宋至晚清)之后的第四个知识轴心时代。现代中国法学知识的创建,虽然当下在很大程度上要以西方为借镜,但是从根本上说,又必将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为依归。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建立在道论的基本观念之上的,因此现代中国法学的建构必然在充分吸收西方法学的营养的同时回归到道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在新的知识背景下展示中国文化传统的巨大创造力。新道论法哲学正是为这样一个伟大的法学知识时代的到来进行奠基的思想系统。     

刘宗周对理学的总结与批评

明末著名理学家刘宗周对在他之前的理学思潮中的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作了系统总结和评价,并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慎独"说出发,对其提出了批评,同时又予以适当的肯定,体现了他包容诸家,重融会贯通,不重分别对待的思想特色。从而集宋明理学之成,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洪武、弘治年间文化政策与文言小说创作

明洪武至弘治年间,君主强力推行定程、朱理学于一统的文化政策,十分强调儒家义理在诗文中的教化功能,并以此指导当时的文艺演出和文学创作。这一时期,文人创作的文言小说主要有5部,创作者虽身份各异,地域不同,但其内容多为神仙道化、劝诫讽谏、粉饰太平、惩恶扬善,其中宣扬道德教化的篇目所占比例最大,这与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导向是一致的。可见,当政局稳定、政治权力处于上升期时,朝廷所倡导的文学观念是可以得到推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