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文的文道一本论

朱熹崇正、重统、尚雅、尊古的文化心态代表了近古时代正统文人的文化心理.朱熹把理一分殊的思想贯穿到文学的领域中,引申出文道一本论.同时,又将传道之文和抒情之诗加以区别,肯定诗歌的价值多重性,提倡一种将直觉和理性相结合的体验诗学.而心性义理不同程度的渗透,则形成了朱熹诗歌的丰富层次和各类文本的独特性.文从道出的观念,又使朱熹的文风趋向平易自然,使其文章呈现出以立意为本而不尚词采的风貌.     

南宋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

讨论了书院与理学的关系。认为通过南宋理学家的努力,理学与书院二者之间从形式到内容相互交融渗透,形成一种互为依托,互为表里,盛衰同时,荣辱与共的一体化关系。而其一体化形态,主要表现在理学家的书院情结、学人学派与书院的结合、书院讲学倡导理学精神,以及二者之间一体结构的制度化、规范化等方面,有形可察,有迹可寻。     

姚燧的文学思想

姚燧是元前期著名散文家,其文学思想是在传统儒学和理学影响下形成的。儒学是他复古的动力,使他重视文章的内容和价值,以"高古"为尚,有浓厚的返古色彩;文学是他认识的大范围和自身特性;理学促成了他的这种认识,也限制了他的文学创作,使他重视思想认识,推重"性情之正"、"气粹而正",并以此来厘正文坛的意义。在元代散文发展中有代表性。     

杨万里的人性论

杨万里及其人性论在南宋理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详细论析了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的源流,坚决支持性善论,详细提出了人性修养的方法是：第一,读书明理;第二,不断检讨改造完善自己;第三,持志养气。他的人性论是对孟子以来性善论的继承,同时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生生之德"与北宋理学美学的核心问题简论--朱熹美学核心问题研究前论之一

"生生之德"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宋明理学(包括美学)继承和弘扬了这一思想.审美境界是朱熹及其理学前辈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而审美境界又是一个生命意识问题."生生之德"与审美境界就有着极为重大的内在关系.北宋理学美学家们恰好就是从这一方面去探讨审美问题的.     

论金元陵川郝氏的理学传统

自郝经曾叔祖震起,陵川郝氏以理学传家。他们学不为仕,崇尚实学,家族子弟治生与为学并重,以礼法持家,教化乡里。郝氏家族之理学会通了"洛学"与"关学",其理学传统的形成在于陈颢为官晋城的影响,也与陵川风土有关。     

民国时期汤用彤《理学谵言》对朱子学的阐释与推崇——兼论汤用彤早期的文化观

《理学谵言》是汤用彤在民国初期发表的一篇关于儒家文化的论文。汤用彤在文中详细阐述了朱子学和阳明学尤其是朱子学在拯救国家民族危机、提升国人精神道德方面的作用和意义。《理学谵言》反映了汤用彤对朱子学的推崇及会和朱王的倾向，并体现出汤用彤早期的文化观。青年汤用彤一方面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倡导文化救国，另一方面抨击西方文明的没落，充分体现了汤先生早期的爱国热忱、忧惠意识和他志在“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感，彰显了汤用彤当时现代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     

新安理学盛衰始终的内因探微

新安理学的盛衰始终,除了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历史条件等外部原因外,还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主要表现为新安理学初始即具有的对朱子学尤其是朱熹本人的尊崇以致于迷信.这一内在原因,深刻地引导、规定和制约着新安理学的存在和发展.同样身为新安学者的戴震,以"志存闻道"为治学旨归,并通过考据学方法,揭示了程朱理学援引老庄、释氏诠释儒学经典的实质,以及因此对儒家思想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从而在根本上颠覆了程朱理学接续孔孟道统的传统观念,消解了新安理学得以成立的思想理论依据,新安理学因此而告终结.     

程朱理学传入日本与林罗山的儒家神道观

以程朱理学为主的中国儒家思想，自13世纪初传入日本后，不仅影响了日本的思想界，而且也为日本近世出现的神道理论的儒学化奠定了社会基础。其中，儒学家林罗山所创立的神道理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比较深。林罗山在反佛、排佛和神佛混杂的同时，提出了“神道即是理”、“王道、神道理一”、“神道、人道一理”和“儒家之中兼有神道”的思想。运用程朱理学对传统神道理论进行了新的诠释。     

惟无乃能大 惟大乃能逍遥——孙嘉淦释庄子逍遥义

清人孙嘉淦在《南华通》中秉持＂惟无乃能大＂、惟大乃能逍遥的宗旨,多方引用儒家经典与新儒家学说,通过＂小者困苦,大者逍遥＂的两相对比,最终得出以＂至人无己＂为＂大之至矣＂的结论。在普遍以＂大＂为逍遥的清代庄学界,孙嘉淦的阐说仍具有一定特色,尤其是他引入理学家关于＂理一分殊＂的观念,从实体存在与观念存在两面来评析庄子的＂至人无己＂,实可谓别开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