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诗人情感书写中的羞及其遮蔽与升华——以宋伯仁《梅花喜神谱》为考察中心

江湖诗人多生活困顿、四处干谒,而南宋繁荣的经济与文化又培育了他们细腻的情感与丰富的欲望,其悲喜多和生计、感官和身体密切相关,具有近世性。他们笔下的饥寒劳顿不再具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形而上意味,而南宋理学对羞耻感的多方塑造,更凸显其面目举止之“可羞”。他们在诗画创作中大量引入梅花,且通过文字、图像,将梅花塑造为遮蔽/彰显自我的符号,“嚼梅”则是其获得情感升华的独特途径。江湖诗人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即将梅花展示为面容,以一百幅图呈现梅花由荣而悴的过程,并配以五言诗,写梅、画梅,“捋香嚼粉”,以获得情感的升华。     

90年代浙东新生代诗歌的创作母题与审美建构

20世纪90年代,浙东新生代诗人尽管其创作题材取向有异、艺术个性各殊,但在感应时代律动、绍承诗性文化上却形成了共同的精神内核,由此构成了众多诗作的普泛性意识和表征化母题。表现在众多诗作中的创作母题便是流浪情怀、生命意识和返乡情结。同时,诗人对生命存在的个性化审视在对有意味形式的创造性发掘上对当代诗艺作出了富有启示性的探索。     

简论奥尼尔笔下“诗人”形象的嬗变

奥尼尔在《天边外》等剧作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诗人气质的人物形象。不同时期诗人形象的嬗变体现了美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也是剧作家心路历程的反映。奥尼尔将"诗人"与商人的联系和冲突展现在读者面前,试图唤起人们对梦想和精神的关注,并对如何解决梦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的矛盾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诗人主客图》与唐人诗歌流派观念的形成

<诗人主客图>以"法度一则"为标准,首次明确地从风格和传承的角度对众多中晚唐诗人进行了派别上的区分,具有区分风格流派、辨析渊源传承、品第诗人高下的意图,确立了唐诗流派理论之雏型.<诗人主客图>的产生标志着唐人风格流派意识的形成,同时也成为后世诗歌流派学说之滥觞.后世学者对<诗人主客图>在诗歌流派理论方面的首创之功多予以肯定,但对其取舍划分的标准多有批评,究其批评的实质,乃为历史的真实与后世文学史的总结、唐人对唐诗的认识与后人对唐诗的认识、<诗人主客图>作者张为与后代评论家对唐诗理解之间的差别.<诗人主客图>不仅是令人确认元白、姚贾等诗歌流派之风格及阵容的首要依据,而且对研究中晚唐诗歌流派之特征、传承及分布均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旧体诗词艺术体制的现代转型

在新诗民族性和旧诗现代性百年纠结、双双陷入困境的今天,重新分析中国诗歌的特质是必要和必须的。以"本体性否定"的哲学理论为当代诗词创作导航,突破抒情言志的传统视野,解剖灵魂,求生存之真,挖掘诗词艺术的认识价值,将弥补中国传统诗词一个功能性的缺失。诗词艺术体制的哲学突围,引爆创作观念中"载"与"道"的双重革命,必将开创现代民族诗形建设的美学路径,民族诗歌由此将获得时代新生。     

许学夷《诗源辩体》清代流传不广探因

对<诗源辩体>清代流传不广的原因,研究者一般概括为两点:一是清人认为该书基本承袭严羽<沧浪诗话>的诗学观点,属复古派、格调派一类,故对<诗源辩体>评价不高、重视不够.二是作者身为布衣,<诗源辩体>的影响因而受到限制.笔者以为另有三个因素可加以考虑:第一,<诗源辩体>作为总集,选诗部分失传,影响了诗源辩体>的完整性;第二,<诗源辩体>的流传与乾隆年间的禁毁书有密切关系;第三,许学夷的诗人地位清代以来一直未得到确立,从而影响到<诗源辩体>的流传.     

论金元之际东平遗民群体的思想心态

金元之际的东平遗民,其思想心态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以出处来划分,他们大致可归为入幕与入道两类。入幕者既有积极用世的抱负,也有向往归隐的情怀;入道者并非真正地遗世高蹈,也会怀有故国之情与对新朝的憧憬。他们特殊的思想心态,正是异族统治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白居易长寿因“四乐”

白居易享年75岁,是古代诗人高寿者之一。他的长寿之道是多方面的,而世人对他的四乐养生之道推崇备至。第一乐:仕途坎坷处世乐白居易29岁中进士入仕途,但人生道路并不是春风得意的。昏暗官场使他壮志难酬,政治上一再遭受打击。尽管白居易一生坎坷,但他始终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立身处世准则,乐观处世,以德养寿。     

八旬台胞陈之迈，巨资修护陵园为了心中的三闾大夫

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怀着对爱国诗人屈原的崇敬和对保护宝贵文化遗产的决心,先后出资引资900多万元,将汨罗江畔的“故楚三闾大夫之墓”修缮成为一个大型陵园,免费向公众开放,并在陵园旁修了一座房子一住8年,日夜守护屈原墓。他就是长沙籍台湾老兵陈之迈。     

诗品 人品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初读这联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句,便觉迥异于其他骚客文人的悲秋之声。尤其是刘禹锡的前后两首玄都观诗都给人一种格外凝重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