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故事编年厘正

对《金瓶梅》故事进行编年考察 ,是《金瓶梅》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在目前国内外学者所编制的几种编年专稿中 ,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疏误。严格按照《金瓶梅》故事发展的自然流程和相关的时间线索予以重新厘定 ,是很有必要的     

《金瓶梅》书中的徽州方言注释

《金瓶梅》斯书问世以来，诸多大家均认为是以山东方言写就。因为《金瓶梅》斯书是从天都外臣序百回繁本《水浒传》第23回套出，有个既定的地理背景。既然《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地在山东，用山东方言似乎顺理成章。前贤姚公灵犀就说：“既叙山东事，当然用当地土语。”说归说，他们都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只是大约摸估猜而已。正如孟宪章先生在《论金瓶梅语言模式与山东方言说》一文中说得好：“清代的‘蛮’也好，现代的鲁迅先生，郑振铎先生，     

人性的严肃审视——谈《畸形审美与人性异化》的社会认识意义

陈家桢同志的《畸形审美与人性异化》（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是一部在研究《金瓶梅》方面具有深刻社会认识意义的专著。在《金瓶梅》里，主人公西门庆从始至终都在追逐女人。与西门庆有性关系的有名有姓的妇人包括原配在内达二十多个。为了占有女人，西门庆丧失了理智，他色荒如炽，频繁“征战”，最后终于导致脱阳，暴死在“性战”的“战场”上。人们通常认为，《金瓶梅》主要是通过对西门庆这一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完成它对社会的教育的；《金瓶梅》的文学意义就在于它的警世作用。但是人们又想，如果只是为了警世，兰陵笑笑…     

《金瓶梅》的早期传播及其成书时间与作者问题

《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作者问题是“金学”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同时也是两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研究者们之所以歧见迭出 ,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资料缺乏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同样的材料产生了不同的见解。如果客观地分析其早期传播的有关情况 ,综合分析各种因素 ,便能够对这两个问题有一个更为接近真实的认识。     

一部治世的反面教材——《金瓶梅》新论

《金瓶梅》作为世情小说,它所暴露的北宋末期的社会黑暗在全书中占据着突出位置。从它所描绘的官场黑暗诸如编制官吏关系网、受贿敛财、卖官鬻爵、贪赃枉法等现象来看,完全可以说是一幅生动而丑陋的吏治腐败图。它在客观上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足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惩治腐败的一面镜子。它启示我们:惩治腐败,要努力进行法律和制度改革,要建立和设置一套遏制贪污腐败的有效规制和机构,从而在根本上清除产生腐败的土壤。     

重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吴晗先生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不能成立。王世贞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清人已确证《金瓶梅》是王世贞的“中年笔”。从《金瓶梅》“指斥时事”、抄本之源、小说中的吴语、王世贞的学识等考察,作者当为王世贞。大名士与非大名士（中下层文人）共同参与了《金瓶梅》的创作。《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联合创作说”具有强有力的三大支柱。     

从《金瓶梅》看明代城市手工艺制作的水平及其商业化

《金瓶梅》作为一部伟大的写实主义小说,记载了明代商业经济发展中工商业者的生产与生活,尤其是对手工艺制作及其商业经营的描写涉及到一些手工行业商业化运作的情况,如经营模式、经营规模、经营的商品内容等,为我们了解明代手工艺制作水平以及工艺品的商业化情况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     

考辨《金瓶梅》作者成书纵论《金瓶梅》思想价值——黄霖金学研究综论

黄霖的《金瓶梅》研究"外学"与"内学"兼善,主要致力于两个方面:一是《金瓶梅》作者成书研究,二是《金瓶梅》社会价值研究。黄霖的主要代表性著作《金瓶梅考论》和《金瓶梅讲演录》为金学大厦的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石。黄霖提出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说"是独具代表性的"一家之言",他提出的《金瓶梅》"反腐败经典说"也极具启示意义。     

例证《金瓶梅》写官员对史实的“我化”

《全瓶梅》所写人物甚多，不少为作者杜撰而成。但细考其中所写文武官员，多可见于宋、明两代之正史、杂史和野史笔记。然而作者写官员，并不囿于史实，限于当时世风时政的特质和作者个人的素质缘由，《金瓶梅》写官员对史实进行了“我化”处理：“近史而悠缪”，形成明显二律背反的扭结。其中重要人物狄斯彬的“我化”叙写，可视为典型例证。     

丁耀亢研究小史述略

二十世纪以来 ,关于明清之际文学家丁耀亢的研究渐成系统 ,出现了一部全集、三部专著和几十篇论文。丁耀亢研究小史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 :肇始期———《续金瓶梅》研究阶段 ;发展期———丁耀亢是否是《醒世姻缘传》作者的探讨阶段 ;繁荣期———丁耀亢家世生平及其戏曲诗词杂著等作品研究阶段。比较深入而全面地展开丁耀亢生平和作品的研究 ,对于明清之际的小说史、戏曲史乃至整个文化史的研究 ,都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