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治理视角下公共政策的变迁逻辑——以X市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学校关停政策为例

高风险社会情境中,政策变迁日益呈现出风险性、外压性和突发性的特点,关门模式、内参模式等传统政策议程模式正遭受外压模式挑战。通过构建风险治理视角下政策变迁模型,实证分析X市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学校关停政策。数据分析表明,地方政策运行轨迹因个体的行动决策而发生改变,其中政策系统开放程度、风险耐压域阙值是影响个体行动的关键变量。因此,需要构建信息沟通路径,向风险社会系统中的其他社会个体及子系统开放政策系统,在与社会其他个体和子系统的持续互动中实现地方政策的平稳变迁。     

聚焦

我国技校就业率保持在96%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近日发布消息称,截至目前,中国共有技工院校近3000所,技工院校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6%以上,一大批骨干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100%。据悉,在技校中,技师学院有380余所,高级技工学校有340余所,在校生达380余万人。据了解,技工院校70%以上的在校生来自农村,是将农村转移劳动力培养成为新兴产业大军的摇篮。在开展学制教育的     

论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之困境——基于准公共产品限域的讨论

农民工的城市住房保障问题不仅是社会热点问题,也是地方政府治理中的难点问题。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不是简单的住房市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城市有限的公共资源(空间资源、财政资源等)、政策建构主体的权威、强势利益主体的态度、政策落实的差异等现实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渗透,抑制了将农民工纳入保障房体系的可能性。因此,应该将保障房看成是城市准公共产品,借助公共产品的相关概念,分析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住房体系的制度困境与现实障碍。     

“90后”大学生银行信用卡使用调查与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和金融技术的发展,银行信用卡在我国运用的环境越来越成熟。据中国人民银行信用卡中心对我国2012年各家银行信用卡累计发卡量统计,中国工商银行去年末以7713万张的累计发卡量居16家上市银行之首,占据上市银行发卡总量的21%。而一直以信用卡业务见长的招商银行则以占12.21%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二,发卡量4484万张,成为前6名中唯一的股份制银行。在这些信用卡用户群体中,在校大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大学生群体,有着比较好的预期工作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了吗?——基于全国446个县的准自然实验

以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作为切入点,将政策实施地区和非实施地区视为一次部分省份优化大豆、玉米种植结构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PSM-DID模型,考察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时间异质性,政策改革初年(2017年)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显著提高6.5％,虽然2018年大豆与玉米的相对补贴额度出现大幅度增长,但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仅显著提高3.4％;(2)预期相对收益的提升是2017年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的重要原因,然而,经过对新制度一年的适应后,农户对种植玉米的路径依赖、补贴错位、地租的不合理增长以及大豆、玉米相对价格不理想等问题逐渐凸显,2018年农户重新调整种植决策,补贴的激励作用被迫减弱.基于此,研究结论为统筹大豆、玉米补贴机制可以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经验性证据,也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豆振兴压力下如何持续改善种植结构提供政策启示.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停滞问题:制度结构与治理危机——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关于经济停滞问题的探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传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十余年,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趋于常态化。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资本积累与支撑这一积累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矛盾出发,发现了主流经济学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所忽略的制度性因素。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沿着"中间层次"的路径,将2008年金融危机界定为系统性的结构危机,认为新自由主义SSA的失灵是此次经济停滞持续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引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危机升级,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不断加剧。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微观层面深刻把握了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轨迹,但并未深入探讨开展根本的制度变革。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境遇下,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并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丹巴土司制度发展历史考证

丹巴位于“藏彝走廊”的核心区域，其对汉藏民族关系、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的稳定均具有重要影响。自忽必烈时期开始丹巴即开始实行土司制度直至新中国成立，研究丹巴的土司制度发展历史对梳理“藏彝走廊”民族关系及社会发展历史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对丹巴土司制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考证，并对其境内的四个土司的管辖范围、权力地位进行了梳理，以期对该地区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中西金融大分流的国家信用逻辑

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18世纪中西经济大分流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此前发生的中西金融大分流.13世纪,当面临相同的财政压力时,无论是南宋政府超发的"会子",还是威尼斯政府发行的债券,理论上都是国家向社会发行的信用凭证,本质上均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以国家信用的逻辑而言,南宋纸币体系极易崩溃的根源是国家信用不足,而威尼斯公债体制的稳定运行得益于国家信用之完善.两者之间国家信用的差异更是影响了后来的中西金融大分流,其主要的历史表现就是,英国在国家信用确立并强化的同时率先完成了金融革命,而明清时期的中国在国家信用依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注定无法内生出金融革命.由此可见,公债体制或纸币体系只是通往金融革命的不同路径,根本驱动国家实现金融革命与崛起的是保障公债体制或纸币体系稳定运行的国家信用.这一点,对于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启示重大.     

数字人民币的通道作用与对“长臂管辖”的反制

利用美元的全球中心货币地位对他国实施制裁，是美国“长臂管辖”的主要手段。数字人民币具有精准调节货币政策、维持币值长期稳定、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等重要金融通道作用。有效发挥数字人民币正向作用，稳慎推进数字人民币参与境外跨境支付金融体系建设，是我国反制美国“长臂管辖”向我国经济领域延伸的有效手段，但需强化法律配套支持，有效规避因监管边界扩大、国际支付体系重构、信用货币创造等引致的风险。从而强化金融科技的合规管控能力，抢占数字空间铸币权，增强反制“长臂管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