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与制度完善

在“依法治国”及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 ,重新审视承包制下的承包经营权 ,并进行制度的重新设计 ,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权能、政策基础、内在变化等方面论述了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条件 ,通过农地使用权说与承包经营权说的分析比较 ,论证了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途径 :即采承包经营权说 ;提出我国应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土地承包法”     

诗·言·思——试论中国古代哲学言语与思维的诗化

中国古代哲人虽然认为语言有很大局限性,却非常重视意象化的言语方式.他们以比喻、对反、反复为主要方式,打破名言、概念的片面规定性,把语言的混整性、不确定性都突现出来,使得在古代早期哲学著作中,诗、语言与思,哲学、文学与审美之间的界限消解了.而语言的诗化,不仅在于语言学上的修辞方式,而且根植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阴阳对反、循环往复的共时态思维和空间化的“诗性时间”之中.空间化时间具有一个非线性发展的同时性结构,蕴含着一种诗性本源.     

2011年中国广告学术研究概览——基于8种专业期刊中广告学术论文刊发情况的分析

2011年我国广告学术研究论文贯穿宏观经济环境与中观媒介环境两条主脉络,集中于广告传播信息与形式、广告传播媒体、广告与社会文化等主题,关注热点问题和现象的分析总结,广告史研究相对不足;研究视野逐步开阔,愈加注重对国外研究成果和经验的学习与借鉴,但对国外专业期刊上最新研究成果的引用很少,表现出国内研究人员对国际广告研究最新动态的关注和了解不足;以经验研究和统计分析方法为主,理论演绎、理论建模、概念解析及实验法的应用较少,说明研究者整体上缺少对研究方法的认识和掌握,缺乏对各种新型研究工具的了解和使用。     

从毛泽东的农民观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表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 ,对农民问题的成功解决 ,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最具特色的贡献之一。从一定程度上说 ,毛泽东把农民和农村问题作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一个突破口 ,在理论和实践上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有效 ,也是最符合中国实际的途径 ;在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革命的道路、党和军队的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初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的发展方向和步骤等一系列问题上 ,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思想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奠定了基础 ,积累了经验。     

从化外到化内:清代台湾土著军事化探析

清代台湾土著从化外到化内的转变,与王朝推行土著军事化不无关系.官府利用土著身体素质的优势和善射的技能,逐步将其编入国家军事系统,尤以乾隆末年屯番制和清末"开山抚番"较为典型.在台湾历次军事行动中,土著几乎都与官府并肩作战,彰显了王朝军事化的成功,土著社会在军事化过程中认同了王朝统治,也完成了从化外到化内的转变.     

“把”字句语法化进程中的力图式扩展机制研究

认知语言学认为意象图式的隐喻性扩展对语言概念系统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基于“把”字句结构充分的描写，着重分析“把”字句语法化进程即人们认知中的力图式的扩展和演变过程，也是物理空间图式→心理空间图式→言语空间图式的演变过程，以期构建力图式空间扩展过程的完整图式。     

改革行政复议制度的几点思考

行政复议制度在我国已确立多年,目前实践的主要状况为行政舣案件数量不多、复议决定维持率过高、复议程序过于行政化等,导致该制度面临着公信力缺失和效率优势无法发挥的困境.通过分析其原因,应当从如下方面加以改革:扩大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使合法权益受侵害的行政相对人都能得到救济;设立专门独立的行政复议机构,使其不受外力干涉自主作出复议决定,提高复议公正性;设置行政复议工作人员任职资格制度,提高行政复议质量;加强行政复议司法化,将实现程序正义的一些最基本的司法制度运用到复议过程中.     

浅析日本法律移植

日本的法制史可以说是一部法律移植的历史。日本的法律从诞生开始,便充满了外来性的色彩,其发展过程更是外来文化不断融合与更新的过程。文章就日本“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二战后”进行的三次法律移植做简单介绍,并对每次移植的予以分析,以期对我国今后法律的发展与完善有所启发。     

执政党与宗教——兼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特别是"适应观"的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宗教观发展创新的科学界定,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对宗教二重性的科学剖析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得出的真理.正确认识宗教、妥善处理宗教问题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宪法缘何不能成为法院的裁判依据?——兼论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及“宪法司法化”矫正

依现制,宪法不能被直接援作裁判依据,法院也应拒绝单纯援引宪法之诉.实践中,最高院却屡对宪法的适用问题作出司法解释,不少地方法院也在裁判中引据宪法作为论证的补强工具或裁判依据.然而,宪法的司法适用并不同于宪法诉讼或违宪审查制,司法解释也不具有创设宪法惯例、宪法判例的功能.任何背离体制的探索既是盲目也是危险的,立足体制,激活现行宪法监督适用体系,完善相应的协作机制,或许才是中国民主宪政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