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长株潭试验区建设专项资金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我国建立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最大的特点是只给“权”,不给“钱”,而在改革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又涉及到方方面面,因此根据公共财政中一级事权一级财权的理论,建立专门针对长株潭综合配套改革的建设专项资金非常必要。长株潭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建立标志着长株潭地区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因此在长株潭地区率先设立建设专项资金已是刻不容缓。本文首先阐述了建立建设专项资金的必要性;其次创新的从行政体制改革入手探索了建设专项资金的管理模式;最后从建设专项资金的筹集以及使用原则两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长株潭信息资源共享的SWOT分析

长株潭作为湖南的“金三角”,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湖南经济增长的核心极。在新的发展形势下,促进长株潭经济继续发展,加强三地区信息资源共享有着现实的意义。笔者运用SWOT方法对长株潭信息资源共享进行分析,为完善长株潭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提出对策。     

两型社会呼唤新型领导者

所谓两型社会即“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由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并首次将其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十七大之后,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获批成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两个中部试验区的获批,将成为两型社会的重要示范基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公路交通发展对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交通条件的改善是实现旅游产业高效发展的重要前提。以长株潭城市群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使用2007—2017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借助DEA-Malmquist模型、自然断点法和受限因变量模型等研究方法,探讨公路交通发展与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互动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这对于全面揭示城市群内部旅游空间结构,促进旅游经济协同发展、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结果发现:城市群公路交通发展与旅游发展效率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且这类互动关系存在显著市域差异。具体表现为长沙、湘潭、益阳和娄底4市对旅游产业的高效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而其他城市公路交通建设与效率间协调程度不高。城市群公路交通、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和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发展效率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对效率具有抑制作用。未来,长株潭城市群相关部门应有针对性地加强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交通与旅游产业融合,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企业家的环境道德责任:长株潭案例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过程中,企业家的环境道德责任主要体现在节约使用资源、友好善待环境、大力创新科技、践行公平原则等方面,其道德属性与特征主要有自觉自愿性、无偿性与预防性.需要通过回归良心、坚定道德信仰、进行绿色生产、建立与完善道德诚信及社会监督体系等举措,才能有效促使企业家的环境道德责任在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良性运行.     

在中部崛起背景下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研究

一、背景 最近,国家明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要求中部六省以中心城市和交通干线为依托,立足于自身的自然资源、地理区位和加工制造业等优势,加速发展各自的城市群和产业带.结合各自实际,中部六省相继提出中心城市群发展战略,如大太原、中原城市群;大武汉、长株潭、环鄱阳湖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等发展战略.与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东部率先发展相呼应,中部六省现已进入加速发展时期.     

湖南省区域中心城市发展中的人口问题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基于长株潭城市群人口发展现状,利用相关人口指标与武汉、广州等经济发达城市相比较,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在人口规模、行业人口结构及人口质量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并提出促进城市发展的人口对策。     

湖南省城镇体系结构分形研究

不同区域的城镇体系表现出不同的结构特征.分形理论认为城镇体系存在一定的自相似性,这为城镇体系等级结构、空间联系等方面的测度提供了量化标准,为城镇体系未来的合理布局提供了依据.国内外许多学者就分形理论在城镇体系中的应用进行了探索:Mandelbrot·B、Battv·M等多位国外学者用分形理论对城市形态、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及城市体系的时空特征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如陈彦光、刘继生对城市体系分形的基本测度模型提出了修正,陈勇、艾南山探讨了城市结构的分形特征,姜世国、周一星等用分形理论研究了北京市城市体系并论述了其实践意义.     

长株潭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理:探索、困境与突破

复杂严峻的耕地重金属污染问题已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百姓身体健康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湖南省是全国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省份之一。2014年,湖南省长株潭地区获得农业部、财政部批复,成为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综合治理唯一一个国家级试点区域,试点的成败关乎中国上亿亩受污染耕地治理的走向。近几年长株潭地区对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理进行了先行探索并取得初步成效,但也面临责任主体难以确认、修复治理资金缺口大、社会参与度低、修复技术尚不成熟等诸多困境。立足湖南区域耕地土壤污染状况,强化地方立法,明确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责任主体和技术标准;建立多渠道、多来源的耕地重金属污染防治投入机制;提高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社会参与度;提升耕地重金属污染监测修复治理技术成熟度等将成为突破困境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