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椿寺创建时间考辨

长椿寺是北京南城的著名佛寺,明清之际曾有"京师首刹"之誉,在北京历史文化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关于长椿寺的创建时间,碑刻和文献中有"万历二十年"和"万历四十年"两种不同的记载,而学界基本上以"万历二十年说"为定论。详细考察寺内现存的《敕建大祚长椿寺赐紫衣水斋禅师传碑》,再参以其他史料,可以纠正长期以来的流传之误。     

日本的“哀·物哀．知物哀”——审美概念的形成流变及语义分析

《源氏物语》中表达主观感动和感受的“哀”,到江户时代由本居宣长发展整合为客观化的作为审美对象的“物哀”概念,并由此生发出对“物哀”加以感知和理解的、作为审美活动的“知物哀”．是这三个概念形成演变的基本轨迹。“物哀”之“物”是能够引起“哀”感的具有审美价值的对象物．是把政治、道德、说教等内容排斥在外的。“知物哀”的“知”是一种审美性感知、观照或静观,因而“知物哀”就是“审美”的同义词。但“知物哀”所“知”的对象常常是超越道德的复杂深刻的人性人情,只有对人生、人性、人情有充分理解者才能有所“知”,因而“知物哀”是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一种审美活动。     

《论语》中的自然意象与圣贤品格

《论语》中的“松柏”、“山水”、“浮云”、“日月”等自然意象,从不同方面象征了孔子及其弟子所代表的“圣贤品格”的丰富内涵.“松柏”意象是坚心劲节、守正不阿的圣贤德性的象征;“山水”意象体现了体兼动静、且寿且乐的圣贤情怀;“浮云”意象则映衬了圣贤淡定悠闲、万事不磨的卓越心境;“日月”意象则预示了圣贤人生孤寂而永恒的不朽命运.“圣贤品格”对后世中国文学与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从汉学到中国学:贝德士与秦汉史研究

在1930年代"汉学"向"中国学"转变的关键时期,贝德士于1935年向耶鲁大学提交博士学位论文《中华帝国的形成》,有别于德、法以文献、名物考订为要旨的"汉学"传统,顺应英、美立足现实问题而溯源古代历史的"中国学"潮流,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87年的秦汉史入手,以西方实证史学的传统、世界史的视野、社会学与政治学交叉的方法,探讨中国集权政治框架延续及不断自我重建的本质。其特点:一是构建出威权、地域(族群)、文化三位一体的"中华帝国"的分析模式;二是剖析制度、组织及其内在的以儒、法为核心的政治理念;三是在历史的因果链条中评价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的政绩及其制度、组织的特性。贝德士指出,正是儒、法交相为用的政治原则,造就并强化着专制政体。惜因论文未公开出版,贝氏学术旨趣隐而不彰。虽然直至1980年代,随剑桥系列中国史的出现,"中国学"的地位最终确立,但无论是从理论预设、论述框架的提出,还是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特性的总结来看,贝氏论文与1986年出版的《剑桥中国秦汉史》都具有高度一致性。在从"汉学"到"中国学"转变的学术系谱上,贝氏论文堪称典范之作,理应具有"界标"性意义。     

宋诗中的长题对其诗歌接受的影响研究——以苏轼诗歌为中心

由于宋代科举考试对诗赋的贬抑及诗人自身欲寻求诗歌艺术的突破等原因,一部分宋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往往随性而抒发,表现之一就是诗歌的题目相当冗长。但由于传播的便利性原则的规律使然,这些长题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诗歌在当时和后世的接受有不利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宋诗的印象。苏轼就是这些喜用长题的宋代诗人中的典型代表,尽管诗歌长题是苏轼"以文为诗"的一种艺术拓殖,但长题还是对这部分诗歌传播接受的不利影响甚大;尽管如此,从在宋代及之后的元明清的苏轼诗歌接受过程来看,苏轼诗歌也在不同的声音中成就着自己独特的艺术成就。     

做一棵长得慢的树

他出生时难产,曾被认为是不祥之兆。3岁多了还不会说话,父母担心他是哑巴。后来,他总算开口了．但说话极不流利。且每讲一句都很吃力,到9岁入学时还是这样。     

“词之言长”——王国维与常州词派之二

王国维用词之言长来概括词的审美特质,这一认识是在中国古代词学,尤其是常州词派的影响下形成的,这种观点与王国维依据西方美学建构起来的、以境界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也得不到王国维在具体的文本批评中的支持,但在《人间词话》内部,它显示了一种与西方诗学异质的诗学传统的存在,值得给予充分的重视。     

略论日伪对冀东农村基层行政人员的控制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在其占领区农村建立起具有封建与法西斯性质相结合的保甲制度。他们运用各种手段去对乡保甲长实施控制，力图通过这些与农民直接打交道的最基层的政治中介力量，将自身的权力与意志贯通到每一户农家，从而达到在农村建立起稳固统治秩序的目的。本文拟以冀东为个案〔１〕，通过调查采访与档案材料的搜集，对此课题的探讨作一尝试     

绿色工业革命,抑或生态-社会革命——解读约·贝·福斯特和《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

约·贝·福斯特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探讨了生态-社会革命与绿色工业革命及其对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之间的效能关系.世界环境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处于紧要关口,一场生态革命势在必行.离开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试图只通过技术的、政策的、市场手段的绿色工业革命来解决全球性的生态问题是不可能成功的.福斯特强调,只有通过生态-社会革命——真正的全球性的生态革命只能作为社会革命——而且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一部分才能行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本身就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和生态价值相统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就是为了创建更加有机和可持续的社会-生态关系,与地球和平相处.福斯特的理论发现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启示:对待当代资本主义要批判和扬弃;对待马克思主义要继承和创新;对待社会主义要融合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