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脸谱与历史真容： 陶诗自传形象的双重阐释

陶渊明的诗普遍带有自传特征,不少作品被后人视为"实录",这是解读陶渊明其人的关键。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特质导致陶渊明自传诗不但在表现手法上写实与虚构并存,而且诗中所塑造的自我形象具有双重性。这种形象或隐或显,在一定的时空情境中还可相互转换,呈现出临时性、可替换性和不稳定性的特征。陶渊明诗中的隐士、农人,是一种表面角色,相当程度上是诗人绘就的文学脸谱,其本质身份则是东晋门阀政治中为人所轻的"寒士",这是其历史真容。"寒士"的身份、性质,决定了陶渊明的现实处境和人生选择,那些自传性的诗作以隐晦的方式反映了其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独特的心理诉求。     

河北大族与东魏建立新论

孝文帝改革使河北大族在朝廷和地方乡里的权势地位得到承认和提高,河北大族由此成为北魏维持门阀统治的重要势力。六镇降户发动河北暴动,将河北大族推上北魏末年的政治舞台。尔朱荣家族执政,对北魏皇室、胡汉门阀的政治特权构成巨大冲击。拥有雄厚部曲武装的河北大族,是孝庄帝及胡汉门阀用来对抗尔朱氏的重要势力。尔朱氏在河北扩张势力,遭到河北大族坚决反抗。无力消灭尔朱氏、高欢转向承认门阀制,是河北大族向高欢让出冀州与之联合的原因。东魏是高欢六镇豪帅与河北大族在反抗尔朱氏专权、与北魏宗室胡汉门阀较量过程中相互联合妥协的结果,其性质是继承孝文帝汉化改革成果的汉化政权。     

秦嘉进京原因考

东汉五言诗人秦嘉缘何进京的问题,关系到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从仅存的一些文献资料看,秦嘉进京的真实原因,是因受到了朝廷的强行征召,被动地卷入了东汉残酷的政治漩涡,从而让一代天才诗人无声陨落。     

初唐文学士族迁徙与文学风貌关系的考察

本文从初唐文学士族迁徙的角度,进行历时性考察,认为:从迁徙方向的角度看,主要有两种类型,即向心型和离散型迁徙;从迁徙意愿的角度看,则分为主动型与被动型两种。其迁徙还可以细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统治者极力笼络文学士族倾心归附,总体态势以向心型为主;后期因朝廷变局纷争增多,文学士族命运坎坷者多,离散型占主导地位。其迁徙原因大致为两个方面:科举仕进、贬谪宦游。并揭示初唐文学士族多种类型的迁徙与初唐文学风貌之间的关系:向心型迁徙起于主动进取却终归转向保守,形成了"宫廷化心态",是导致繁缛整饬的纤秾文风的重要内因;而离散型迁徙起于被动无奈却走向昂扬,形成了"江山塞漠心态",是造成复古革新的刚健文风的重要内因。     

咏新曲于故声——改造旧经典、再造新范型的陆机乐府

魏晋文人乐府大致有三种类型:一为曹操乐府,一为(曹)丕(曹)植乐府,一为陆(机)谢(灵运)乐府。曹操乐府乃英雄之乐府,其诗中的忧患意识,天下襟怀,千古一人;曹丕曹植乐府乃文士之乐府,子桓乐府多吟人生之忧,子建后期乐府多咏失志之痛,在后世文人中最容易引起共鸣;陆机谢灵运乐府乃是士族文人之乐府,其声誉隆盛于中古之时,沉寂于明清之后。太康时代,陆机把文士乐府引入到士族文人乐府的苑囿之中。陆机不仅用绮靡的风格去改造旧经典,同时,用乐府记录和再现了贵族们的物质生活,表现出具有士族特色的功业追求。在六朝这样一个门阀士族异常兴盛的时代,陆机乐府比三曹乐府更具有典范性。     

金陵十二家——从官僚地主类型角度解读《红楼梦》

从官僚地主类型角度将<红楼梦>中与贾府有姻亲或家奴关系的十二个家族分为贵族勋旧、儒林世宦、财网首豪和寒儒薄宦四类,剖析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及相互联系,从而有利于对<红楼梦>宏大社会政治背景的认识及对其中主要人物和事件的深度理解,以期为红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另外,也兼及文中提到的其他家族和一些人物的理解问题.     

都是官阶惹的祸

自秦汉以来,国人对于官阶一直很在意。在门阀的时代。门第多少还能冲淡一点官阶的威势。实行科举制度之后,社会对人的评价尺度,只剩下了官位高低和官阶大小。于是,人的“进步”,就只能看在官梯子上的攀登了。小官为小牛人,大官为大牛人。为官做宦的人,官阶大小、穿的衣服质地颜色、佩戴的鱼袋补服样式花饰都不一样。牛与不牛,一望便知。     

门阀政治下西晋庶族诗歌创作的风格

西晋门阀政治引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格局对当时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激发了不少庶族寒门之士用诗歌寄予他们的苦闷,主要表现为两种风格：一种是怀才不遇的高唱不平,大声疾呼;另一种则是隐退俗世,乖离现实的绝望吟唱。两种诗歌创作风格都是基于对当时现实的反抗。     

南朝诗歌的“技艺化”及其文化生成机制初探

强化言说技术进而遮蔽言说主体,是南朝诗歌"技艺化"的直观表现;"技艺化"的深层意味在于,在士族"话语权"导向下的文化机制中,南朝文人之所以对诗歌创作趋之若骛,主要在其标榜风流、彰显才学、玩赏娱乐等文化技艺功能,而不是传统诗歌感物吟志的抒情功能.     

"四姓"考释

“四姓”最初出现于东汉初年,指四个势力强大的外戚家族。东汉末年,随着地方豪强势力的出现及曹魏门阀制度的确立,“四姓”逐渐泛指一些地方大族,且终东晋南朝之世未变。自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始,“四姓”含义出现变化：一指孝文帝诏令规定的甲乙丙丁官方“四姓”,一指社会习惯意义上的“四姓”,后者一直持续到唐末。唐以后,士族势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四姓观念也逐渐淡出人们的意识,只是在少量文献中偶有记载;但其影响所及,不只限于中原政权,对国内少数民族政权和周边他国政权也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