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仁政说的正己去治化基质

从理论内涵上讲,"仁政"不等于"仁治".孟子的"仁政"说缘起于孔子关于"仁"的论说,其根本精神不在于构建长效性的"统治术",而只是宣示一种以"修身正己"为契机,构筑美好生活的"内省功夫"."政"在经验生活中的达致具体展现在"仁"的伦理向度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仁政"说所固有的伦理基质和去治化性格.基于"政"和"治"分殊的论域,也可把孟子"仁政"说看做是一种主张"向爱还原"的学说,其本旨在于重塑人对人的关爱之情.     

古代官员以学促政

古代君主十分注重官员的读书与学习,并倡导建立“学习型政府”,通过对官员的文化培训,达到维护、巩固阶级统治的目的,而这也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养和行政能力。     

女人干政的武则天为何受历朝尊崇

在中国封建帝国的全盛时期,唐代的历史一度被中断.这个中断者不是别人,她就是中国古代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公元690年,武则天在摄政5年之后,正式废掉唐朝国号,改元天授建立周朝,从此开始了她长 达15年的统治生涯.武则天的举动是振聋发聩的,她使许多人、尤其是男人诚惶诚恐、敢怒而不敢言.     

宋太祖的驭人术

宋太祖赵匡胤的韬略闻名古今,“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是他担任后周皇宫卫戍部队首长时发起的政变.赵匡胤导演了一场高超的行为艺术,兵不血刃地登上了皇帝宝座,领导着宋朝初期统一了的大半个中国,史料显示他不仅治国有方,而且驭人有术.《石林燕语》里记载了一个经典故事:开宝八年(975年)十二月,吴越王钱俶迫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去朝拜宋太祖,宋朝很多官员建议扣留钱俶,太祖没采纳,说:“你们不要担心,假如不是真心归降的话,钱俶不敢亲自来朝拜,他来了,就表示他是真心归降的,放他走,正好可以结纳人心,让他心悦诚服.”钱俶在离开宋都城时,向太祖表白愿把吴越国交给宋朝——其实这何尝不也是一种试探——太祖说:“尽我一世,尽你一世.”意思是,在我有生之年,我都信赖你把吴越国交给你,只要你还活着你就可以统治吴越.并且,宋太祖还给他一个用御条贴封住的匣子,郑重其事地说:“您回到家后,再打开来看.”     

荷兰的文化税收政策及其问题

荷兰政府为了实现其预期的政策目标,往往使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等多种政策手段。税收政策是经济手段中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其重要性日趋上升。荷兰的文化税收政策作为其税收政策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一般税收政策的普遍特点。作为荷兰文化发展的资金来源,其重要性甚至已经超过了政府的直接补贴。本文以荷兰的文化政策模式为背景,将文化税收政策置于荷兰税收政策的框架内,主要就荷兰如何运用积极的文化税收政策来实现文化政策目标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     

城镇化与中国宪法角色的转型

相对于社会变迁而言,宪法既是反应装置,又是推动装置。中国城镇化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宪法的保障,但同时城镇化也对宪法的传统角色形成了一定挑战。而要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就应当实现从传统宪法角色宪法统治到新型宪法角色宪法治理的转型。     

间接正犯与片面帮助犯的本体区隔——以一则案例争歧为视点

刑法中的间接正犯和片面帮助犯的界定与区分,是理论上旷日持久论证的焦点,也是司法适用中悬而未决的难点.间接正犯是间接的设定却直接的支配行为因果关系的流程,片面帮助犯是间接的辅助正犯行为与结果间的因果流程,虽然其性质略显不同,但二者与结果之间均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间接正犯实施犯罪时是利用他人作为纯粹的犯罪工具,没有实现犯罪的规范障碍,片面帮助犯是单方辅助他人实施侵犯法益的行为,与最终的结果发生之间存在既定的规范障碍.间接正犯与片面帮助犯的本体区隔在于行为人对于犯罪结果的发生是否产生了实质性的支配力.     

清代“南番二十一寨”述略

清初,散居在今夏河地区的藏族各部落,多被列入“河州口外诸番”之内,名义上归清王朝统治,实际上受青海蒙古厄鲁特部控制。这种状况延续到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才随着“南番二十一寨”的设置而有所改观。“南番二十一寨”是自唐代以后,中央封建王朝首次在今夏河地区设立的基层行政建置。它的设置,对当地社会历史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限制政府规模的理念

自从人类有了政府以来,政府规模的非理性膨胀,就陷入了周而复始的运动中.社会对政府公共供给的需求是政府规模膨胀的基本原因,而政府自身的体制、权力运行机制和政府职能发展的历史趋势也必然促使政府规模膨胀.政府规模的膨胀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而限制政府规模膨胀的一切理论设计和实践方案又都是不成功的.所以,限制政府规模的问题必须在政府类型的根本变革中才能得到解决,那就是用服务理念取代传统的统治理念和近代以来的管理理念,建立起服务型的政府模式.     

批判理性异化的非理性主义与合理性于人文的新人文哲学

西方工业文明时代是科技理性张狂的时代 ,也是科技理性全胜的时代。作为把人从上帝神性中解放出来的科技理性到工业文明极度发展的时代 ,它本身倒变成了一种新式的神性 ,科学技术不仅变成工业统治和掠夺自然的工具 ,而且被移用于社会统治 ,堕落为操纵大众意识、扼杀人文精神、禁锢人的自由个性的权力。理性启蒙走上了一条自我否定的道路 ;资本统治者一方面通过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穷凶极恶地掠夺自然、破坏生态、制造出能致人类于死地的几大全球问题 ,另一方面又将科学技术变成工业时代的意识形态 ,使之变成维护其暴政统治的喉舌和机器。…